复调的生成

——外位性思想与巴赫金的文化诗学

作 者:

作者简介:
徐岱,男,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学与批评理论等方面的研究;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龙玉霞,女,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艺美学和批评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浙江 杭州 310027

原文出处: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外位性思想是巴赫金在学术生涯初期提出的,它脱胎于其哲学人类学,并始终在其学术活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他在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中加以积极应用,生发了复调小说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等。尽管外位性思想在哲学人类学、文化学、人文学科方法论等方面有很大价值,但巴赫金在文艺学领域的创见却有着明显的哲学人类学印记。这虽然为文艺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和学术视野,却是以对文学自身某些规律有所忽略为代价的,因此,这也是巴赫金的某些结论始终无法彻底自圆其说的根源。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10 期

字号: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09.12.241

      一、哲学人类学和巴赫金的外位性思想

      哲学人类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正式确立于20世纪初期,创始人为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舍勒(Max Scheler)。有感于之前人们在人的观念方面的混乱,他曾忧心忡忡地发出感慨:如今,人们前所未有地对自身越来越充满疑问。当前的三种人类学——科学人类学、哲学人类学和神学人类学彼此隔膜,“因此我们不再具有任何清晰而连贯的关于人的观念。从事研究人的各种特殊科学的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与其说是阐明我们关于人的概念,不如说是使这种概念更加混乱不堪”①。为了解决这一混乱,舍勒创立了哲学人类学。

      有证据显示,巴赫金(M.Bakhtin)不仅对舍勒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相当熟悉,而且其毕生的学术活动都带有浓厚的哲学人类学色彩。如他在早期写作的《艺术与责任》和《论行为哲学》中对当时人的“现代危机”的分析和提出的解决方案,所采取的就是哲学人类学的路数。他断定人的“现代危机”就是现代人行为的危机,而行为的危机从深层来说,又是文化世界与现实生活世界彼此对立割裂和互相不为对方负责造成的。为了解决这一现代危机,巴赫金提出了建构行为哲学这一极富哲学人类学色彩的方案,试图弥合文化世界和生活世界的裂痕。

      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概括了他关于人的存在的观点:任何人都处在唯一而不可重复的位置上,任何的存在都是唯一性的。因为“我以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参与存在,我在唯一的存在中占据着唯一的、不可重复的、他人无法进入的位置”。“现在我身处的这唯一之点,是任何他人在唯一存在中的唯一时间和唯一空间所没有置身过的。围绕这个唯一之点,以唯一时间和唯一而不可重复的方式展开着整个唯一的存在。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远都不可能做。”[1]41

      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巴赫金提出了在其学术生涯中发挥重大作用、影响深远的外位性思想。其内涵是:任何存在都是唯一性的,任何人都处在唯一而不可重复的位置上,所以,我和他人也都处于自己的唯一的位置上。相对于我的唯一性位置,他人则处在这个位置以外的位置,也就是我的外位。反之,我同时也处于他人唯一性位置的外位。因此,他人因为自身存在的唯一性而永远处于我的外位,从而具有了相对于我而言在观察我或评价我的一些行为方面的某些特殊优势和劣势。这样就导致“我所能做的一切,任何他人永远都不可能做”,而他人在相对于我的外位上可以为我做的一些特殊行为,我也永远不可能为自己做。外位性思想是强调人的存在中自我与他人互相依存的思想。在提出外位性思想的初期,巴赫金主要强调的是他人相对于我而言占据外位的优势,而非劣势。这一优势在观察方面就被表达为“超视”,也即他人在观察我的方面,其视野超出我自身观察自我的视野,比如,我在不借助镜子之类工具的情况下,是无法看到自己的后脑勺的,但他人则可以。

      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巴赫金拓展了外位性思想,提出了建构现实生活世界的三个因素,分别是:他人眼中的我,我眼中的他人和我眼中的自我。而外位性除了空间上的外位性,同时还有着时间上、价值上和文化上的外位性。随着外位性思想的逐渐发展,巴赫金更加侧重于他人所具有的相对于我而言的外位性本身的局限性,到了晚年,他则在越来越多的人文科学领域强调外位性作为一种原则和立场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纵观巴赫金一生学术活动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和具体问题,可以发现,它们大都和外位性思想有着或亲或疏的关系。在其离世前的最后一篇文章中,他更从总体上探讨人文科学,从方法论的高度将外位性思想归结为人文科学的方法论。所以,将巴赫金看做一位主要研究哲学人类学的人文学者,认为他在研究哲学人类学的同时,对与这一主题密切相关的某些文学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对文学本身而言极其有建设性意义的创见,但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仍然服务于更高的目的——哲学人类学,这样的结论应该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这使得我们有必要从巴赫金的外位性思想入手,来重新考量其庞大的艺术哲学。

      二、巴赫金的哲学人类学批评

      巴赫金探讨美学问题的初衷值得人们重视。他的学术兴趣由哲学人类学向美学的转移是出于他将美学研究看做哲学人类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决定了巴赫金美学研究所关注的问题是与哲学人类学密切相关的,此外,他对美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也是紧紧围绕着外位性思想而展开的。

      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巴赫金集中探讨了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的关系问题。其初衷可以从他在《论行为哲学》中透露的一个学术研究计划约略看出一些端倪。巴赫金交代,这项研究包括四个方面,分别为:现实世界的基本建构因素、作为行为的审美活动和艺术创作的伦理学、政治伦理学和宗教伦理学。巴赫金进而指出,他对作为行为的审美活动的研究,“不是从其产品出发,而是从作者(作为负责的参与者)的角度”出发。

      接下来,巴赫金更把自己对美学问题探讨的目的说得极为清楚:“为了使人们能够对这种具体的价值建构的可能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我们这里对审美观照的世界——艺术的世界试做一个分析;这个世界以它的具体性和贯通着情感意志的语调,在文化领域的所有抽象[?]世界(指它们的孤立状态)中,更接近于行为的统一而唯一的世界。这一分析因之将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的事件世界的建构情形。”[1]61这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他分析审美观照世界——艺术世界的动因,即这个世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属于文化世界,但却是文化世界中最接近于现实世界的。巴赫金对审美观照的世界——艺术的世界的探讨和分析主要并不在于其本身的价值,而更在于将它作为特例,以使人们对现实世界“具体的价值的可能性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其意义在于“帮助我们理解现实世界的事件世界的建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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