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伽达默尔说过：“不仅世界进入语言中是‘世界’，而且语言也只有在世界中得以表现这一事实中才有它真正的在。因此，语言本源的属人性质，同时意味着人在世的基本语言性。”这不啻显示出，语言是组成一个社会人文环境的基本粒子，作为一种表意与交流符号系统，语言容纳了精神的所有可能，同时也划出了一道精神的地平线。人们无法想象，任何思想能够悬空地存留于语言空间之外。在这个意义上，愈来愈多的人不得不承认：局部而言，人操纵语言；更大范围内，语言控制与限定了人。弗·杰姆逊曾经引用兰波的诗句简练地概括说：“话在说我。” 这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暗示了语言事件所隐含的分量。在一个最深刻的意义上，某种语言潮汐可能标志了人文环境的隐蔽转换。于是，对于目前的汉语现状说来，某些语言迹象的内涵远远超出了现代修辞学的辖区而显得意味深长。不难察觉，当代汉语似乎在许多方面进入了更新换代时期。某些众所周知的语言格式悄悄地过时了，某些口号成为历史风雨之中的遗迹。一些概念、词汇已经不合时宜，甚至带上了某种矫揉造作的气味，另一些陈述方式与特殊语气突然具有了令人反感的风格。作为一种代替，另一批陌生的话语涌入汉语。新型的语言氛围正在诸方面酝酿。从人文学科的标准表述到日常用语之中的寒暄、称谓、恭维、玩笑之辞、公共关系用语或者礼仪客套，人们都能够看到汉语的某种微妙演变。这种演变显然导源于新的人文环境。的确，如果从权威传播媒介上看到“老板牌抽油烟机”的广告词，人们不可能不意识到价值体系的某种转移。赢得公认的价值体系不仅是一种纯粹的理论论证，它还将疏散到日常用语的遣词造句之上，活跃于每一个人的口吻之间，海明威的《战地春梦》曾经用词汇感觉的变异体现旧有价值体系的彻底崩溃。由于憎恨战争，小说的主人公愤然宣称：同村名、道路编号、河流名称、部队番号、日期等具体字眼相比较，诸如“光荣”、“勇敢”、“荣誉”，或者“神圣”这些字眼显得秽亵和下流。在这里，几个概念的沉浮象征了一代人的反抗情绪。 对于相对平静的常规话语说来，一个语言潮汐通常是以潜滋暗长的形式来临。常规话语一本正经地流通于文牍、社论、报告、官方发言、会议用语、交际辞令以及新闻体裁之中。它的自发性改造只能缓慢自然地进行。一批语言局部开始变化、锈蚀、剥落、死去，与此同时，某一方面的词汇零星地缀入人们的会话，某一类型的用语逐渐增添了使用的频率，某种特定的风格或者语气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得到仿效，如此等等。换言之，一个语言潮汐蔚为大观地涌过常规话语需要明显的时间跨度作为积累。这种时间跨度同时暗示了人文环境转换所需要的过渡阶段。然而，令人惊异的是，这样的积累在文学之中常常一夜即告完成。文学可能将这个缓慢的演变凝缩起来。这种凝缩致使新旧话语体系之间的冲突提炼得格外强烈，人们经常看到，一个语言潮汐可能突如其来地袭击了文学，在文学内部造成一场席卷一切的运动。很短的时期内，一批迥异于传统语言的实验作品竞相登场，种种夸张其辞的辩护与反唇相讥的驳诘簇拥于周围。尽管这种文学运动的革命对象仅仅是语言，但是在许多时候，语言的革命往往成为一种价值体系即将登陆的先兆。也许，著名的现代主义运动是一个适宜例证。贝尼尔·贝尔曾经指出，现代主义的美学意识分崩离析，文艺复兴以来那种统一的宇宙论已经粉碎。这种震动与脱节迅即地撼动了文学话语，或者说恰是通过文学话语体现出来。马·布雷德伯里和詹·麦克法兰共同形容道： 人们可以设想有一种爆炸性的融合，它破坏了有条理的思想，颠复了语言体系，破坏了形式语法，切断了词与词之间、词与事物之间的传统联系，确立了省略和并列排比力量，随之也带来了这项任务──用艾略特的话来说──创造新的并列，新的整体；或用霍夫曼斯塔尔的话来说，“从人、兽、梦、物”中创造出无数新的关系。 文学话语能够及时地成为种种语言潮汐的前锋，这当然要追溯到作家。作家是这样一批人：他们潜心于语言的海洋，时刻监测着语言的动向，进而制造出各种语言事变，作家往往比常人更为迅速地洞察到通行公共语言的活力衰退，洞察到某些语言正在作为一种无形的束缚框住现实，闷住现实的向外蔓延可能。通常，这种情况将使人们感到某种轻度的失语症──人们将在一些时候隐隐地感到，他们所操持的语言开始同他们真实的遭际相互脱离了。言不由衷乃是这种轻度失语症的标志。然而，这一切对于作家都显得十分严重。他们眼里，这种语言危机将使语言在现实中失去效力。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通过文学提出了一套对抗性的文学话语。这是他们重振语言的重要策略。不论这种文学话语高贵典雅还是粗野俚俗，抑或具有巴赫金所赞赏的狂欢式风格，它们都将包含一种超凡脱俗的生气，包含了对于僵硬语言时尚的策反。尽管结构主义批评家反对将作家视为理所当然的作品之父，尽管他们雄辩地论证了“作者已死”的口号，但是，谁也无法在一个初始的意义上否认，作家是一批富有语言天赋的人。事实上，文学话语恰是作家承担使命的方式之一──作家最终将通过文学话语改写人文环境。 二 从文学话语到人文环境，这似乎再度将文学话语引渡到了现实。时至如今，在二十世纪诸多文学批评学派的飓风刮过之后，这已成为一个颇招非议的做法。从形式主义学派、新批评到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批评家的理论锋刃逐一截断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种种联系。他们小心翼翼地将文学话语端下现实的基座。在许多批评家那里，现实问题只有换算成语言问题才能得到考虑。这种演变如同某种收缩策略的结果。众多饱含智慧的头颅退出了纷纷扰扰的现实，集结到复杂多变的语言结构内部，策划种种喧哗的表演。批评家主张，人们应当从能指的活跃之中得到阅读的快意，能指背后的所指无足轻重。许多批评家不约而同地用“文本”这个概念置换了“作品”。文本这个概念强调了语言本身的坚硬与重量；人们不该将语言作为蒙在现实之上的一层透明薄膜，相反，人们应当逗留于语言的迷宫，享受“文本的欢悦”。当然，每一个文本不可能成为封闭的堡垒。但是，并不是外部现实解除了文本的孤立状态，影响某一个文本的因素是另一些文本。诸多文本之间将出现一种回旋和交织，文本与文本形成了一个自我循环的体系──这即是批评家屡屡提到的“互文”关系。按照批评家的观点，文学话语不象常规话语那样时刻粘住指称对象；文学话语可以撇下现实自行其是地舞蹈。这意味着文学没有必然的义务介入现实，或者借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话来说：“艺术永远不受生活束缚，它的色彩决不反映在城堡上空飘扬的旗帜的色彩。”换一句话说，文学已经到了将所谓的现实悬搁起来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