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402(2009)09-0106-06 1987年“解严”至今，台湾地区的社会文化思潮风起云涌、变化多端，在意识形态领域产生了巨大的断裂与冲突。理论思潮在其中起着“先锋”的作用，人文知识分子对政治场域的介入已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复杂多元的理论叙事和话语阐释实践无疑是形塑当代台湾社会文化思潮的重要力量之一。许多事实表明，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意识形态的重要生产者与阐释者。尤其是90年代以后，大批人文知识分子卷入各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生产、传播与论争之中，理论思潮构成了一个重要的文化场域。如何认识台湾、阐释台湾已经成为台岛知识界的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各种“台湾论”竞相登场，相互角逐，交锋辩证。这意味着“台湾”已经成为一个充满歧义的符号，意味着台岛知识界产生了“阐释台湾”的分歧、冲突与焦虑，也意味着70年代乡土文学运动中隐含着的分歧扩大为人文知识分子的进一步分裂。“阐释台湾”的种种分歧、冲突与焦虑的产生既是台湾历史的一次次巨幅断裂累积而成的结果，也是“解严”后长期被压抑的各种社会能量彻底释放的精神产物。统与独、左与右、蓝与绿、本土化与全球化、民主与市场、资本与政治、现代性与殖民性、“中国性”与“台湾性”、解构与建构、“国族”与性别……一系列的分歧与纠葛纷至沓来，或截然对立，或隐晦微妙，或折衷调和。历史的断裂和社会的剧烈转折导致了理论的紧张与思想的焦虑，“何谓台湾？”这个问题深刻地纠缠和困扰着当代台湾的人文知识分子。于是，就产生了“后现代台湾”、“后殖民台湾”、“本土台湾”、“左翼台湾”、“民主台湾”以及“后殖民本土台湾”、“本土左翼台湾”、“布尔乔亚的台湾”、“新殖民地·依附性独占资本主义的台湾”、“左眼失明的台湾”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台湾”等一系列的充满歧义的话语。 如果没有进入种种“台湾论述”产生的内在历史脉络和思想场域，我们就很难理解台湾知识界为什么就“后殖民还是后现代”这样的问题争论不休，也很难理解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话语转换对于台湾思想界而言竟会如此意味深长，很难理解“书斋里的言谈”或“学院话语”生产与当代台湾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也难以理解政治因素对文学和理论的介入或文学与学术对政治的介入究竟有多深。多年来，我们的台湾文学研究获得了丰硕的成果，包括文学理论史在内的文学史研究是其中最为大宗的产品，迄今还在不断地生产，而对理论问题尤其是解严后风云变幻的理论思潮的研究并不足以让人满足。这是我选择这一课题的重要原因之一。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成果涉及或部分涉及到了我们将要展开讨论的课题，它们构成了我展开讨论和分析的基础。这些成果包括黎湘萍的《台湾的忧郁》、《文学台湾》，朱双一的《近二十年台湾文学流脉》、《海峡两岸新文学思潮的渊源和比较》，朱立立的《知识人的精神私史》，古远清的《当今台湾文学风貌》、《分裂的台湾文学》、《世纪末台湾文学地图》、赵遐秋、曾庆瑞的《文学台独面面观》，吕正惠、赵遐秋主编的《台湾新文学思潮史纲》，赵遐秋主编的《文学台独论批判》。这些成果还包括如下重要文章：王岳川的《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赵稀方的《一种主义，三种命运——后殖民主义在两岸三地的理论旅行》、朱双一的《真假本土化之争》和《当代台湾文化思潮与文学》、黎湘萍的《另类的台湾“左翼”》，等等。这一系列的成果对“解严”以后的台湾文学和理论思潮都有所涉及和讨论，包括语言美学、理论想象与文化救赎(黎湘萍)，后现代主义和都市化思潮(朱双一)，后殖民理论在台湾的发展与误读(王岳川和赵稀方)，文学台独论的整体批判(赵遐秋、曾庆瑞)，台湾文学的南北和蓝绿分裂(古远清)……在诸多层面都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意见。这些成果帮助我们厘清了一些问题，同时也给我带来了另一些问题和困惑： 第一，如何认识台湾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思潮对社会思想的影响？王岳川如是而言：“台湾地区的后学研究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主要问题在于，首先，同大陆的后学研究相比，台湾对后学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学术圈内，没有引起公共领域的关注，因而关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关于女性主义的问题、台湾的文化身份问题等，仅仅是知识分子的一种知识话语论争问题；其次，台湾仅仅将“后学”问题看作是一种西方的新思潮，而没有将其看作新的思维方法和价值转型的方法。因而对后学的讨论没有对整个社会的思想形成直接的作用，而基本上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和学界的边缘，因而后学思想正负面效应的影响，都比大陆后学的要小，相比较而言，大陆的后现代后殖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当更为突出。”①这一基本估计或判断是否准确？事实上，“后学”在台湾的状况可能比这一判断远为复杂。 第二，如何认识台湾的本土化思潮？关于1995年台湾文坛的“本土化”论战，朱双一的分析和描述颇为细致，揭示出独派本土论的种种谬误。但“真假本土化”的提问方式和分辨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阐释“本土论”是如何变成一种“新意识形态”的这个更为重要的问题？ 第三，如何认识台湾的左翼理论思潮？如何理解90年代后台湾左翼的新动向？黎湘萍在《另类的台湾“左翼”》一文中曾经敏锐地指出：90年代以后至今，台湾的“左翼”似乎出现了重组的迹象和复苏的契机。台湾“左翼”如何另类？又如何“重组”？这的确是一个饶有趣味而又十分重要的问题。可惜的是，黎湘萍对90年代以后至今台湾左翼思潮的描述十分简略，他倾向于这样的估计：“与西方的左翼运动(尤其是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相比，作为社会的‘另类’思想运动，台湾‘左翼’的纯粹理论和学术建设相对要薄弱一些，但是左翼人士所从事的社会运动，却以相当坚韧的态度，一直在民间进行。他们的理论思想建设，也是依靠这些社会运动来凸显的：这恐怕是它们与体制化后的左翼思想的差异所在吧。”②两岸左翼的不同命运和发展形态的比较的确具有启发性，两者之间的相互参照与比较意味深长，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而黎湘萍把60年代的新左翼运动作为重要参照的观察，则可能遗漏了90年代后台湾的左翼理论思潮的更为重要的面向和思想线索。90年代的左翼思考面对的处境已经不同于60年代，如何应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和经济全球化以及“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如何在理论上回应和阐释“新社会运动”？这构成了左翼理论新的思考方向。90年代后台湾左翼理论同样面对这种状况，更要应对“解严”后台湾社会的巨幅转型。90年代后台湾左翼知识分子提出了哪些新的理论策略？如何应对变化了的现实？只有在这个语境中，我们才能充分地理解台湾左翼理论的调整和重构。这种调整与重构既表现在传统左翼的复苏与重建，更体现在“新左翼”、“后现代左翼”、“民主左翼”理论的纷纷出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