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427(2010)10-0050-7 社会公平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目标。实现社会公平，必须实现包括教育公平在内的全方位的公平。而考试制度作为教育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公平性尤其引人注目，在我国，这一问题集中反映在高考上。我国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与国家的高校招生政策密切相关。 高校招生政策属于公共政策，涉及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人才培养模式的导向，国家意志的表达。公共政策是对一个社会进行的权威性的价值分配[1]，体现着执政者的利益诉求和价值选择，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高校招生政策在优先考虑社会主导价值及核心利益的同时，要兼顾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将公平作为高校招生政策重要的价值诉求，政策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才能得到保障。 1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招生考试政策的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高校招生政策历经变迁，依据分配教育机会的不同标准，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教育“革命”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至今。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我国高校招生政策表现出不同的政策特点。 1.1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高校招生政策突出“身份”与“能力”(1949-1958)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有的公、私立高校均沿用旧的招生办法，由各学校自行组织命题、考试和录取工作；考生可任意参加一所或几所学校的考试。结果，一方面许多高校多次招考仍不足额；另一方面成绩好的考生同时被几所学校录取，新生入学报到率极低。 1950年后，在“服务于国家建设，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指导下，我国在教育机会的分配上侧重于建立一种通过考试选拔精英的模式。为培养服务于国家建设的专门人才和干部，恢复和重建高校招生制度，并通过对工农干部加分优先录取，从工矿企业内部单独招收工人和工农干部入学等措施确保工农大众进入高校，使高校中工农成分的学生比例迅速增长，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比例逐步下降。 《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一九五○年度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新中国的各种专门人才和建设干部，逐步纠正过去高校在招生上的不合理状态、减少学生的投考困难。《规定》对报考资格、考试科目、日期、招生名额及录取工作等作了统一规定，要求各大行政区教育部“根据该地区的情况，分别在适当地点定期实行全部或局部高等学校联合和统一考试”，这是第一次实行部分学校有组织、有计划的招生。关于报考条件及录取标准，《规定》第五条特别强调：“凡具有下列条件之一者，考试成绩虽稍差，得从宽录取：(1)有三年以上工龄的产业工人；(2)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革命干部及革命军人；(3)兄弟民族学生；(4)华侨学生”，对他们降低分数线，优先录取。此外，还通过免考外语等措施扩大工农青年、革命干部、少数民族等学生的入学机会。工农速成中学的成立是当时扩大工农干部及其子弟进入高等院校的重要措施。据统计，1953年第一批毕业的1680人中，有1622人直接进入了高等学校。[2]1952年到1957年间，高校中工农成分的大学生所占比例由27.39%上升到36.42%，1958年达到55.28%。[3] 由于招生计划大，学生来源少，这一时期的招生工作也存在着新生的政治、学业、健康三方面质量保障不够的问题，尤其在1958年和1960年，高校招生计划过大，各地各部门又层层加码，当年的高中毕业生人数不足，只得采取内招干部、工农预科毕业生直升本科、高二学生提前毕业报考等办法，以致录取了不少学业程度过低的学生。然而，就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而言，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高校招生政策在价值选择上偏向于建立一种“精英”选拔机制，考试成为选拔精英的主要方式。工农干部作为一种身份，虽可以通过工农速成中学直接进入高校，但在形式上还要参加考试，并没有在根本上否定考试的选拔功能。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和学习苏联模式，这一精英选拔机制不断得到强化，工农干部的身份优势逐渐变得有限。高校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工农速成中学的撤销，是这一机制发展的两个结果。 1952年，我国相继出台《关于一九五二年暑期全国高等学校招生计划及其实施问题的通知》、《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二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关于实现一九五二年培养国家建设干部计划的指示》等文件，建立了全国高等教育统一招生考试制度，通过统一计划，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报考和统一录取调配方式来选拔新生。 统一高考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当代高校招生考试政策一次里程碑式的进展。从政策背景看，社会政治、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的需要、传统文化的影响，是统一高考建制的合法性基础。一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各条战线都急需大量高级专门人才，国家必须打开选才之门。另一方面，统一考试从制度上排除了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了考试的公平与健康发展，使全体国民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工农速成中学的撤销是国家在招生政策选择上偏向“精英”选拔机制的另一典型结果。工农速成中学的成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其初衷在于为新中国建设培养具有高度政治觉悟和一定文化科学知识的工农干部，其招生主要面向工农大众中的优秀分子，如工农干部、劳动模范、军事干部和军人。据1953年统计资料，工农速成中学在校学生28000余名，其中工农干部占56.3%，产业工人占25.5%，军人占18.2%。在全国工农速成中学中，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共1572人。[4]但由于工农速成中学与培养技术精英的目标在实际中不相一致，1955年工农速成中学便停止招生。 总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服务于国家建设，向工农开门”的教育方针下，我国的高等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高等院校数量不断增长，在校学生数从1949年到1957年共增长254.6%，平均每年增长19.4%。[5]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极大地提高了高等教育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工农干部占高校在校生的比例不断提高。但在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方针指导下，高等教育事实上是培养技术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机构。在教育机会的分配上，侧重于通过考试选拔社会精英的模式。尽管高等教育向各阶层、各群体开放，但享有高等教育机会仍是少数人的“特权”，普通大众在事实上并未享有这样的机会。另外，由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高等教育基础薄弱，发展极不均衡，各地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很大差异。1952年统一招生考试制度的建立虽能统一调配生源，但历史原因导致的区域差异、城乡差异以及阶层差异，使高等教育机会的分配极度不均衡，教育考试中的公平性问题亟待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