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4-0021-08 冷战结束后，国际冲突仍然频繁不断。同时，与不断增加的世界性移民相伴，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社会内部的冲突也不断增多。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引起了极大反响。在世界变得越来越多极化和多样化的时代，在全球化和世界性的移民不断增加的时期，在世界各地发生的不断的冲突的现实下，以及人们对和平与和谐的期望的推动下，促进不同文化、不同信仰间的对话成为一种客观要求，寻求各文化与各信仰间的理解与沟通成为世界性的行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政府间机构和组织、非政府组织、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共同倡导和推动了以达成文化间理解为目标的文明间对话的行动，寻求共同认可的价值观成为其中的核心内容之一，共同价值观教育也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际行动。 一、文明冲突论、文明对话与共同价值观 冷战时期，以美国领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集团与以前苏联及其领导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包括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甚至军事等全方面的对抗。20世纪80年代末，以意识形态对立为基础的冷战结束以后，世界所企盼的和平并未如期所至。世界各地的冲突仍然不断，如中东地区、东欧等地的冲突；与此同时，随着世界性的移民不断增加，新移民与当地居民的冲突也时有发生，威胁着公民社会的和谐。美国著名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的主要的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集团之间的冲突（亨廷顿，1996）[1]。对文明的区分和解释，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一般认为，当代主要的文明包括：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而宗教和价值观经常被认为是一个文明的核心。在概念上，文明与文化是同义词。“文化”和“文明”的概念具有互换性（利洛夫，2004）[2]7。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都包含“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Bozeman.Civilizations Under Stress)”[1]。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一经提出，便引起包括学术界在内的普遍关注和争论。发生在2001年美国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使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随后发生在巴厘岛、伦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世界各地的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事件等，都与宗教和文化密切相关，这也使得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得以被认可和迅速传播。尽管如此，一些学者还是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利洛夫(2004)认为：世界上的文化或文明存在差异是一种正常现象，不能成为冲突或对抗的根据或借口[2]5。我国学者汤一介(2004)指出：文明冲突论是片面的，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各民族、各国家的文化中同样可以为化解“文明的冲突”，并能为“文明的共存”提供有价值的资源[3]。阿里夫·德里克(2007)也认为：文明冲突论将会对人们产生误导，全球化过程中最根本的问题是全球现代性的困境[4]。 尽管文明冲突论存在争论，但推进文明间的对话则取得了一致。在推进世界和平的旗帜下，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欧基金会、全球伦理基金会等在内的一些政府间机构和组织、非政府组织、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开始推动不同文化间和信仰间的对话，以达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的理解与宽容。价值观是文明与文化的核心组成。因此，寻求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人民在价值观上的认同就成为了文化间与信仰间对话的重要议题之一。广泛承认：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在价值观的认同上存在差异的同时，依然存在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这正是共同价值观被提出的缘起。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信息全球化以及国际移民不断增多，各国社会已经越来越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点。亚洲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最多样的宗教和文化；在欧美，宗教多元性的趋势更为复杂，不同信仰的群体间的隔离不断增大。多元文化的社会正面临不断地挑战：排外和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威胁着社会融合与各文化背景人民的和睦相处；这种排外和暴力极端主义思想常常基于信仰或者文化。为了促进多元文化社会的融合，寻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在价值观上的认同也成为必然的要求，以推进公民社会的和平。 二、寻求共同价值观——推动文明间理解和对话的国际行动 为了达成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的人民间的理解与宽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欧基金会、全球伦理等在内的一些政府间机构和组织、非政府组织，以及有影响力的社会活动家和学者开始推动寻求各文化背景、各信仰间共同认可的共同价值观。 （一）国际组织的倡导和推动的文明间对话及全球伦理和共同价值观 在当今的世界政治中，国际机构扮演着强大的角色，多达二百余个国际组织对各种全球性的问题开展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国际组织是一种官僚机构，享有理性与合法的权威，并也从道德立场、专业知识和成员国国家委派的任务中获得权威；这种权威使得它们能够利用话语资源和制度资源，影响国家这一行为体尊重它们的判断；并充当传教士的角色、传播特定的思想理念和规范（迈克尔·巴尼特等）[5]。在推动文明对话、寻求文化间共同认可的共同价值观的过程中，联合国(UN)及其旗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扮演了领导性的角色；地区性的机构，如欧亚基金会(ASEF)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促进国际理解和文明与文化间对话——联合国旗下的行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是联合国旗下在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具有重要的世界影响力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在尊重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创设文明、文化和人民之间对话的条件，拥有193个会员国和7个准会员。“文明间对话”(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是其重要的工作目标之一。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关于促进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的教育以及关于人权与基本自由的教育的建议书》(Recommendation Concerning Education for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Co-operation and Peace and Education Relating to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的文件，明确提出：“要尊重所有人；他们的文化、文明、价值观、生活方式”；“教育应促进各国、各民族或种族或宗教群体之间的理解、宽容与友谊，并进一步促进和平”[6]。为了提高教育的有效性，要求成员国就促进国际理解、合作、和平正义的发展等问题形成自己的国家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