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 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916(2010)08-0014-04 集会结社，中国古已有之。据研究者的考察，“会社的活动，发轫于先秦，自汉迄清，一直延续，其间虽有盛衰，但其活动却并无停歇。”[1]13-14不过，近代学会并非传统会社的自然延续。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的《教育大辞书》中诠释“学会”为“系一种学术团体，而以交换智识、研究学术为宗旨”[2]1510。显然，学会建基于现代学术分类意义上，乃学术之“会”，或学科之“会”，为近代以来学人开展学术研讨与学术交流的主要平台。而“传统士人之结社圈子极小，多限于诗文酬唱，游宴道来，即偶有讲习学问者，亦缺乏分科研学之分工，与专业分工明确之近代学会差异较大”[3]，其组织结构与活动方式也“与近代学会的民主性、学术性、群众性和组织上的科学性不可同日而语”[4]。由于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即不论是六艺、诸子百家，还是经史子集，都未能确立起教育学术的独立地位，教育不过是政治与哲学的附属，故而，中国古代乃至戊戌维新之前，成立教育学会的时机并不成熟。作为近代学会类型之一的中国近代教育学会，承戊戌时期维新志士掀起国人创始近代学会的高潮而发轫，折射着晚清以降“救亡图存”的教育诉求，表征着新式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其专门化趋势。 一 近代意义上的国人集会结社，肇始于戊戌时期，首当其冲为救亡图存之激荡。甲午战败后，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又一次无情而现实地摆在国人面前，康有为述及当前中国的处境，忧心如焚，“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余者，尚十余国”[5]384-385。不过，事变本身也惊醒了国人，诚如梁启超所言“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维新志士一方面反思洋务运动“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亦无几矣”[5]484的缺失，一方面认真分析时局，形成了这样的变革思路：“挽世变在人才，成人才在学术，讲学术在合群。累合十百之群，不如累合千万之群，其成效尤速，转移尤钜也。”[5]385康有为还辅以当时巨创于日本的教训，明确表示“今者思自保，在学之群上”[5]389。显见，造就“学之群”担当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成为他们的共识。于是，兴学堂、办报纸、开学会的呼声与行动，有如雨后春笋，交相辉映。其中，开学会在造就“学之群”方面的功能尤为维新志士所睹目，因为学会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汇聚士人，讲求学术，开通风气，培养人才。梁启超展望学会的功效道：“一年而豪杰集，三年而诸学备，九年而风气成。”学会将为各行各业培养“不可胜用”的人才，如此“以雪雠耻，何耻不雪？以修庶政，何政不修？”他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5]375甚至断言：“欲救今日之中国，舍学会末由哉！”[5]377“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梁等人将创兴学会之举付诸实践，于是有了强学会的率先降生。尽管因此触发了守旧势力的恐慌，强学会不久便遭封禁，“然自此以往，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5]395。一时间，学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 毋庸置疑，戊戌时期的学会，离不开中国传统集会结社的浸润，它们与以“血缘”“地缘”为依托的传统会、社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不过，在中西文化汇冲的大背景下，其近代性更为凸显。论者指出：“这些学会从中国古代士人结社传统中吸收了三方面因素——以文会友、聚会讲习的因素，书院讲学的因素，政治集会的因素；同时亦从西方近代学会移植来三大新因素——会员间之地位平等，定期聚会之民主管理制度，及创办期刊、藏书、印书、讲演等新式事业”[3]，从而使其别于传统集会结社。换句话说，戊戌时期的学会乃西学东渐之产物。揆诸史实其实不难发现，戊戌时期的学会从实践范式到理论基础，主要来自鸦片战争后开始新一轮东渐历程的“西学”。正是通过西方“学会”这面镜子，维新志士逐渐知晓了近代学会的组织、结构与功能，尤其意识到学会与学术发达、国富民强之间的关联，进而从观念上突破了西人之强在于“坚船利炮”、“工商实业”的窠臼，而直指“学以致强”的事实，为创兴学会奠定理论基础。康有为声称：“尝考泰西所以富强之由，皆由学会讲求之力。”[5]386《湖南龙南致用学会章程序》中一语道破天机：“今之人才，动曰泰西以商战，不知实以学战也；商苟无学，何以能战？学苟无会，何以教商？故今日之中国，以开学会为第一要义。”[5]465 在戊戌时期中国近代新式学会创始与勃兴的氛围中，作为其类型之一的教育学会亦蒙其惠而萌发。闵杰在考述戊戌学会时指出，戊戌时期的社会团体，可以明确定性为学会组织的，主要有三类：政治性团体、社会风俗改良团体、学术团体，“此外，还有一种教育团体，今人已经很难严格区别其性质究竟是学会抑或学堂”[6]。因为其时，“学堂者，主也；学会者，辅也。始之创兴学会者，所以为学堂之基础也；继之扩充学会者，所以补学堂之不及也”[7]。20世纪初期，学堂与学会之间相互转换的情形仍屡见不鲜。其实，学会、学堂、报纸乃19世纪末、20世纪初构建中国社会公共领域的基本元素，常常形成某种“三位一体”的紧密结构：报纸背后有学会，学会背后有学校[8]。换句话说，学堂也好，学会也好，首要为应对时艰。但不论如何，至少表明国人已意识到参照西方近代学会的建制组织教育学会的问题，尽管已有的研究似不足以说明此时教育学会的具体情况，因为明确以“教育”命名者尚未见诸相关研究成果中，然时人诸如“根本救济，端在教育”[9]474、“舍教育改良无他法矣”[9]281等言论，又足以说明：戊戌时期，教育的社会功能被急速放大，救亡图存的教育诉求甚嚣尘上。由此，推测其时有教育学会的活动足迹并非武断。事实上，与晚清以降“救亡图存”这一社会基调相对应，“振兴国势、挽救民族危亡，成为绝大多数教育家提出自己的教育理论、学说、主张的立论依据，成为贯穿于近代教育思想发展史的主旋律”[10]。应该说，中国近代教育学会的发轫，是与这一主旋律相伴而生、相辅而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