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10)06-0008-06 一、导言 早在1996年选举前夕的工党大会上，布莱尔就曾宣称其就任后的首要任务将是“教育、教育、教育”。1997年以来，英国工党破天荒地连续两次在大选中击败对手，布莱尔并再接再厉带领该党又下一城，成功蝉联三任首相。直到2007年布莱尔让位于工党领袖接班人布朗，整整10年间，此前保守党执行了近20年的教育政策与措施很大程度上退出了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深深烙下布莱尔印记的英国教育新政。执政期间，布莱尔政府大力增加教育领域的公共开支，并引入了有争议的基于市场的改革举措。布莱尔在位期间曾奉行的教育政策与改革措施现在被英国学界称为“布莱尔教育遗产”(Blair's Educational Legacy)。《牛津教育评论》特地在2008年12月以专辑形式组织业界知名学者对其加以讨论，此举引起了广大研究教育政策或英国教育的学者的兴趣与关注。 事实上，2008年是英国当局布莱尔时代结束后的第一年，固然是评价布莱尔所领导的新工党教育10年的最佳时机，但实际上，相关的讨论和研究早在工党执政之初就已经出现。为更全面地介绍英国学者对布莱尔当局教育改革10年的看法，本文综述了《牛津教育评论》和《英国教育研究学报》从1997至2009年刊载的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索了英国的这些经验对我国今后的教育发展有何借鉴意义。 之所以选择上述两刊，是因为这两刊的创办单位英国教育研究会和牛津大学教育系都是英国教育界的一流权威研究机构，而且这两刊均为SSCI教育学来源期刊，并享有一定的国际学术声望。限于篇幅，本文综述只选取题目中含有“布莱尔”或者“新工党”①一词的论文，共计19篇。这些论文虽然不可能反映英国学界对布莱尔当局教育政策讨论的全貌，但以其水平和层次而论，还是有令人满意的代表性的。 以下就分别概述英国学者对“布莱尔教育遗产”的讨论以及笔者对英国经验能给中国的教育发展以何借鉴进行的思考。 二、英国学界对“布莱尔教育遗产”点评的综述 (一)关于幼儿抚育 鲍尔·斯蒂芬(Ball Stephen J.)和文森特·卡罗尔(Vincent Carol)[1]认为，幼儿抚育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引起了政府前所未有的关注。作者认为，幼儿抚育对新工党而言是一个高产的领域，因为有关动议涉及若干发展议程：提升社会包容(social inclusion)、振兴劳动力市场以及提高教育标准。发展幼儿抚育市场有利于增加妇女就业，同时，父母需要示范性的抚育技能，而儿童从示范性抚育中获得的体验和技能会有助于其日后义务教育阶段的成功。作者对布莱尔政府发展幼儿抚育市场有颇多赞许，但也指出：实现幼儿抚育中的社会正义不仅仅要解决其获取途径的问题，还应提高其质量。同样明确地高度评价布莱尔政府幼儿抚育政策的还有杰夫·维迪(Geoff Whitty)，[2]他曾针对《牛津教育评论》专辑对布莱尔当局教育政策评价的偏颇，特别指出布莱尔政府早期教育的改革是卓有成效的。 (二)关于中小学教育 布莱尔政府在中小学教育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罗斯玛丽·韦伯(Rosemary Webb)和格雷厄姆·武利亚米(Graham Vulliamy)[3]将2003年-2005年50所学校的田野调查数据与10年前相同学校的调查数据进行了比较，以期发现新工党的教育政策(特别是国家读写能力与数字能力战略)对英格兰第二关键阶段②课堂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工党执政5年来教学风格以及课堂组织的变化比保守党执政20年间的变化还要大，具体表现为：整班教学的激增、使用师生一致认可的教学目标以及学生座位排列的变化。通过顺应中央强加的教学法方面的变革，教师对一些教学法的价值观也发生了变化。 而受益于布莱尔新工党政府推行的联邦内部自治，威尔士的中小学教育政策虽然与英格兰推行的教育问责制大相径庭，却也取得了自己的成效，这就是大卫·雷诺兹(David Reynolds)[4]的主要观点。作者认为与英格兰对于问责制强调消费者选择和“国家支持”的教育政策不同，威尔士选择了一种更加“生产者主义”的理念，并强调教育伙伴之间的协作。在教育支出水平以及地方当局在传达机制中的角色方面，威尔士、英格兰也有着不同的经验。作者认为，学生表现数据虽然没有显示威尔士比英格兰的教育进步更迅速，但威尔士教育变革仍可给新工党/布莱尔阵营以有益的启示。 对新工党中小学教育政策的负面评价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凯文·布莱霍尼(Kevin J.Brehony)[5]认为，虽然布莱尔政府任内非常注重提升英国学校教育的质量，但教育优秀与教育享受存在难以调和的矛盾。而新工党虽然赢得大选的胜利，却仍要顾忌从保守党政府政策中获益的选民的支持，这就决定了其教育优秀的理念无法彻底施行。戴安·雷伊(Diane Reay)[6]将布莱尔当局加大家长择校的权利称作是巩固和重新推行保守党的政策，以白人中产阶级为规范来运作家长的选择权，从而导致父母之间的不平等在布莱尔执政期间又有增长，并最终使身为中产阶层的家长“操控着初衷是造福于弱势群体的教育倡议”。而对新工党倡导的资优教育，则连中产阶级都颇有异议。萨利·汤姆林森(Sally Tomlinson)[7]直指资优教育是“一维世界(One-dimensional World)”③中的教育选拔。作者称虽然目前选拔并隔离被认为有天赋、有才华或者高能力的学生进入资源配置更佳的学校或者课程项目的做法变得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但事实上，资优教育的受益人群必须拥有雄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如果政府放任以攫取竞争力获得精英资质，摒弃平等性和绩效激励机制，结果必然是上层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普遍受益于该选拔政策，少数有能力的穷人也获得一些特许权，但众多中产阶层的家长可能会有遭受剥夺的感受，置身于该单维度世界的大多数家长和学生不得不服从于一种“永久的压迫性教育竞争”。此外，安妮·威斯特(Anne West)等[8]分析了新工党校本教育资助政策存在的一些弊端，并提议了一种用以确定必要的基金的新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