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教育投入与人力资源强国建设

      中国幅员辽阔，人力资源总量世界第一，但高端人才奇缺、人力资本质量不高却是不争的事实。亘古以来，太阳自东向西照耀着地球，世界经济文化中心似乎也“相伴而行”，在东、西方之间不断轮替。上世纪，由于“人祸”，欧洲的大批人才纷纷向北美逃亡，造成世界经济文化中心的洲际大转移。21世纪以降，亚太地区再次显露出成为“中心”的种种迹象。但是对于中国，绝不能指望人才洲际大转移的重现，而只能“反求诸己”，从内部寻找供给。

      公共教育投入，广义上指政府对教育的人、财、物力投入，狭义上则专指政府的经费投入。UNESCO对公共教育经费的定义是：地方、地区和国家(中央)政府，包括自治市、区政府用于教育和教育管理的支出总和(家庭和政府之间的转移支付经费除外)。我国政府1993年将公共教育经费的计算口径扩大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包括预算内教育经费，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办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中用于教育的经费。在我国，“公共教育经费”这一概念接近于“财政性教育经费”[1]，因此本研究中的公共教育投入特指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

      春秋时期，管子所谓“地大国富，人众兵强”[2]就已经有了人力资源强国的概念雏形。其义指国家的人力资源发展能力、水平、潜力和贡献方面的综合指数位于世界前列。人力资源之强，正如舒尔茨所说：“人类的未来不是预先由空间、能源和耕地所决定，而是要由人类的知识发展来决定。”[3]可见教育才是人力资源强国的根基。《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征求意见稿）“序言”中指出：“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今后要“加快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纲要》在“战略目标”中更明确提出：“到2020年，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其具体指标有：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0％；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从12.4年提高到13.5年；主要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9.5年提高到11.2年，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0％以上，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人数比2009年翻一番，接近2亿。

      一、中国人才的广泛地理分布与“钱学森之问”

      人力资源的地理分布是人文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辞海》对人才的界定是“有才能的人”，即社会的佼佼者和“能量”较大之人。翻开中国的二十四史，其中可考证的“人物”有5700余位[4]，其地理籍贯分布如图1所示。

      

      图1 中国24史中5700余人地理籍贯分布

      图1表明，中国历代人才在地理上是广泛分布的，而且与社会经济发展是一致的，经济中心的位移往往引起文化中心的移动和人才大迁徙。但人才的地理来源分布落差较大，经济文化发展的“边缘”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严重不足。

      近现代以来，中国遭遇“乱世”，历史人物的地理来源与新中国成立后能上大学者的地理分布极不一致，如图2所示。这进一步佐证了在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还有很大空间。

      

      图2 中国近现代人才地理分布

      我国本土科学家在国际权威科学院中出任外籍院士的数量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印度：获得国际性权威科技奖的人数寥寥无几。在158家国际一流的科研机构和156家二流科研机构中，只有2.26％的研究带头人是中国籍科学家。在一流科研机构的最高负责人中只有一位是中国人；在二流科研机构中只有1％的负责人是中国人。中国现在还没有一所大学能进入到世界前200位；每百万人拥有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相当于日本的9.3％、美国的11.2％、俄罗斯的13.5％、德国的16％、法国(英国)的17.1％[5]。2000年我国政府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来，共有14位科学家获奖。但这14位科学家中的12位都是1951年前大学毕业的。也正因为如此，钱学森才多次发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令人刻骨铭心的疑问和感叹。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就曾反思和警告说，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一转眼，21世纪又过去十年，纵观中国教育中的种种乱象，同样的结论仍然成立。鲁迅先生的呐喊“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使天才生长的社会”或许是答案之一。中国区域社会经济差异极大，而潜在的优秀人才并非集中出生于少数大中城市和富裕家庭，而是呈随机的地理分布。如果大量潜在的“苗子”没有机会跨进大学门槛，没有与同龄人一样的生长“土壤”，他们就只能湮没于亿万“打工者”或“农民工”群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