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19；G5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2-0097-05 晚近十余年，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探讨的焦点论题。尽管学术界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特征及其作用等论题尚众说纷纭，但是论者似乎大都公认：大凡公共知识分子，都会对当下公共的社会问题予以由衷的关注，并且通过权威性的学术判断和呼吁而产生广泛的社会感召力。相形之下，那些在象牙塔里专事学院式教学和研究的教育史学者，其社会影响力的局限性是可想而知的。由此似乎可以断定，以既往的史实为研究对象的教育史学者，与对当下现实问题予以探究的公共知识分子，是两类完全不同的学术团体，二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对特定受众的影响似乎也应该是泾渭分明的。尤其是在公共知识分子被社会大众赋予能够“点石成金”的使者光环，而教育史学者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逐步趋于边缘化的境况下，前者的荣耀和后者的式微态势就愈加显而易见。本文拟从公共知识分子对现实社会问题关注的视角，以及教育史学者在立足既往客观史实的前提下是否应当和如何关照现实问题的层面，对后者应然的现实价值取向等问题予以初步的探究。 一、中西方知识分子的知识论比较 公共知识分子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舶来品”。要从公共知识分子的视阈探究我国教育史学经世致用的问题，如果离开我国知识分子历史发展的地缘文化特征，就无从谈起。反之，如果离开西方关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一般性特征，所谓的地方性就会失去参照的框架。 我国传统的“士”阶层，是知识的创造者、继承者和传播者。关于“士”的起源，我国学者大都认为，“士”最初是“武士”，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变局之后逐渐演变为“文士”。如果以儒家的鼻祖孔子推算，我国“士”的传统及其知识传承至少延续了2500年。孔子早先提出的“士志于道”的学问人生品质，不仅规定了“士”阶层的历史使命，也成为历代“士人”知识诉求的楷模。孟子也曾对“士”予以阐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隋末唐初创建的科举制度，将做官与做学问捆绑在了一起；此后的知识阶层具备了“学而优则仕”的外在功利色彩。但是“由士而仕”者，也在一定程度上秉承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救世豪情为理想的境界。“士人”的“明道”与“救世”是统一的，并无先后顺序之分。朱熹所言“知行相须”和王阳明所说“知行合一”，即为此意。 反观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其知识阶层的价值取舍与我国“士人”有诸多不同的旨趣。古希腊三哲之首苏格拉底，曾提出过“知识即美德”（knowledge is virtue）的命题。在苏氏，“知识”本身即意味着真善美的标准。亦即，一个人只有知道（“知识”）何为“对”何为“错”时，他才能够去做“对”的事情，其结果就是“美德”。没有人会知“恶”而故意去做“恶”。“知识即美德”的反命题是“无知即恶”（ignorance is evil）。亦即，倘若一个人不知道（“无知”）所做之事属“恶”，那么他就会继续做“恶”，其结果必定是恶性循环。苏氏试图获得的是关于真善美的“真知”（true knowledge），而非市井的“俗见”（public opinion）。尽管苏氏最终被判“蛊惑雅典青年罪”饮毒酒而亡，但是他秉性诉求的只是“为知识而知识”（“明道”）而已，并无“救世”的致用目的。挨至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将“形下之器”与“形上之道”划分得泾渭分明。在他们看来，世界由流动不居的“现象”界和亘古不变的“本体”界组成。前者经由感官获得“影象”（image），而后者则是只能经由理性才能获得的“真知”（form）；哲学家的全部天职即在于超越纷扰模糊的“影象”，达致永不坏缺的“真知”。以“精神贵族”自居的古希腊哲学家，关注的是属于理论理性的“真知”，而非属于现实实践的“影象”。这种“二分思维虽非西方所独有，但确是西方文化中一个极为强烈的倾向，理论与实践的二分便是其具体的表现之一。”[1]3 由此可见，在“轴心时代”里，中西方传统知识分子对于“明道”的不懈追求是一致的，二者的分殊在于是否“救世”上。对于“为知识而知识”的古希腊知识阶层而言，中国“士人”所秉承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人伦日用特征，不免掺杂着对纯粹的“知识理性”打折扣的功利色彩。而对于将“明道”与“救世”合而为一的中国“士人”而言，西方古代哲人摈弃“形下之器”的人伦之用而偏执于“形上之道”所谓的“真知”，是对“知”与“行”的割裂甚至于“良知”的泯灭。孜孜以求于“传道授业解惑”，甚至于“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似乎是中国传统“士人”的良知和天职所在。 近代伊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武力叩关之后，我国被迫进入以追赶西方为目标的现代化进程。此后，我国传统“士人”所秉持的“明道”和“救世”传统，转变为近代知识分子“启蒙”和“救国”的两大历史使命。如果说传统“士人”的“明道”具有“为天地立心”的理性意义的话，那么近代知识分子的“启蒙”则主要是借用“西学”开启普罗大众的心智。如果说传统“士人”的“救世”主要是通过“诤谏”进而达到“政通人和”的话，那么近代知识分子的“救国”则试图通过“追赶”西方列强进而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以西学“启蒙”，当然要译介西方的作品。早在晚清时期，梁启超就断言：“今日中国欲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在“天下兴亡”的时刻，近代知识分子以“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关切的主要是如何“经世致用”的问题。正如章太炎所言：“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一是应用。”“然以今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于求是。”[2]可以说，这是我国近代知识分子普遍的观点。显然，章太言所说的“应用”，主要是以“西学”为楷模，用于“启蒙救国”。这与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特征具有迥然不同的旨趣。就思想史来看，西方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康德曾对启蒙运动的精神实质予以扼要的总结：“有勇气在一切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著名学者余英时曾经指出：“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则显然代表一种崭新的现代精神。和基督教的传统不同，他们的理想世界在人间不在天上；和希腊的哲学传统也不同，他们所关心的不但是如何‘解释世界’，而且更是如何‘改变世界’”。[1]5西方知识分子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以无畏的理性担当两种角色：一是知识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二是知识的怀疑者和批判者，进而实现“改变世界”的目的。 可见，当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以“西学”为楷模承担起“启蒙”的重任时，他们只能充任“西学”的传播者，而非新知识的创造者。一旦拜“西学”为师，“师道尊严”的传统似乎只能演化为对西学的解释和传播，知识创造者的角色似乎早已属于作为先行者的西方同行。批判意识的缺失、理性的匮乏和创新能力的不足等，似乎成为近代以来我国知识分子不可逾越的屏障。这种状况至今仍然对我国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发展以及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等都产生着消极的影响。对于教育史学者而言，其影响亦复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