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道德的现代解读已经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一个重要趋势，然而，如何对其进行解读，特别是如何理解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当前世界文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传承与影响，如何体现特色，如何理解东西方道德文化的差异，特别是如何突破长期以来在道德文化与教育研究中形成的“西方化”思维定式等问题均需要认真思考。笔者试图从范式转换的角度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与演化进行另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解读。 一、范式解读与道德教育研究价值取向反思 任何一种研究均离不开方法论的指导，不同的方法论指导之下的研究，其思想成果往往差异很大。它不仅反映出研究者的研究价值取向，同时也关涉着研究者对其所面对的各种研究成果的评价与选择。范式作为一种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史研究专家托马斯·库恩提出的。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概念：一是“科学共同体”，二是“范式”。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他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范式是团体承诺的集合，是共有的范例。”[1]范式成了一个科学共同体或者研究共同体的学术标志，而同时，范式也成为约束共同体成员进行学术研究的一种隐形或者说是潜在的规范。 库恩认为：“两组在不同的世界中工作的科学家从同一点注视同一方向时，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这并不是说他们能看到任何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都注视这个世界，而且他们所注视的东西并没有改变。但是有些领域中他们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彼此间的关系也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对一组科学家而言根本无法证明的定律，另一组科学家有时却认为直觉上很明显。”[2]这种“倒转乾坤”式的转变，如同“处理与以前一样的同一堆资料，但通过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柜架，使它们处于一个新的相互关系系统中了。”[3]就这样，“革命之前科学家世界中的鸭子到革命之后就成了兔子。”[4]而导致这种科学革命的原因正是“范式”的转变。范式的转变，从内涵与外延上均改变了科学传统中的常规认识，它使得科学家的研究视角进入到另一个层面，其话语体系以及表达的方式也随之改变。而“取得了一个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许的那类更深奥的研究，是任何一个科学领域在发展中达到成熟的标志。”[5] 库恩的范式理论自一开始便深刻地影响到西方的科学研究。被介绍到中国后，库恩范式理论中所蕴含的方法论意义对于中国的学术研究的发展与突破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这一理论也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不少研究者运用该理论对我国的学术发展、文化比较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构建具有独立的学科意义的范式成为中国科学研究领域，特别是教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目标和主题。 有研究者认为，缺乏科学研究“范式”与因范式转换所带来的科学革命是中国传统科技乃至文化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而，“范式”这一术语成为我国学术研究中的主流话语。今天，范式理论甚至成为中国学人用以评判一个学科是否独立或者是否成立、成熟的标志。不少学者所称的学科的话语体系危机也是从研究范式的意义上着眼的。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危机主要是指学科发展的危机，或者指学者所认为的身份危机（在教育学、比较文学、美学等学科均有不少研究者提出了如此观点）。造成这种危机的内在原因其实就在于“他学科”范式与话语体系的大量移植，使得一些学科丧失了自己独立的话语体系。此外，还因为科学共同体界限的模糊。 然而，我们看到，也应充分理解，对“范式”的使用不可过宽、过泛，也不宜单一、片面地使用此理论，更不宜绝对化。在过去人们进行的有关中国文化或道德教育传统的研究中，更多地使用西方式的“范畴”和“话语体系”，研究者试图以西方的方法、理念诠释中国文化与道德教育建设问题，其结果是对中国传统道德与教育的消极定位与判断。或者试图通过对西方一切有利的东西经过如此思维方式的锻造为我们所用，进而构建一个新的体系。 当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在研究方法上，“西方化”倾向明显，而基于中国传统道德与教育内在发展逻辑的“本源式”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我们必须指出，库恩的范式理论固然具有前所未有的科学意义，然而，人文社会科学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独特性，它的革命并非是新的思想对旧的传统的完全否定与取代，而是继承中的新的阐发。这种阐发是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联的。 范式的转变并非意味着将所研究的对象视为完全不同的他物，而是在更大的、更宽阔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在一个新的时空中重新重视所研究的对象。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这种新的范式转换是一种危机，倒不如看做是一种科学研究中的必要扩张与进展，或者说是新的思想与方法产生的契机。范式本身也是不定的、动态的。在对范式理论的运用中，我们也应进行多角度、历时态的审视。 二、文化的独特性与范式转换的差异性 就道德教育研究而言，我们需要注意两种情境。一方面，是要用“范式”规范我们的学术语言，以使我们能够融入道德教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中，不至于自说自话，从而失去表达学术主张、得到“他者”理解的可能性和机会；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社会的变化对道德提出的新要求必然要求突破已有的范式，从而实现道德教育研究的革命。因为，“文化建设或日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不是一种孤立的精神现象，而是社会实践的积极成果，有着其深刻的客观性，它要求我们不能简单地用一元抽象、逻辑的体用论形而上学的做法来支撑中国的学科，使其丧失自身的活力变成不能自立的瘫儿”[6]。而那种淡化或忽略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内在逻辑的研究思路与“西方化”的研究范式，忽略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得以产生的社会与文化机制的独特性与多元道德传统文化影响的共存性特点。如果以西方科学哲学范式作为唯一的研究模式来诠释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道德教育思想，则一方面会导致片面、单一的研究价值取向，另一方面也会因为这种片面而影响到系统、科学的道德教育理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