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0)01-0030-07 一、教师讲故事·问题的缘起 在中国大陆，叙事研究[1]渐渐地进入了教育研究的视野[2]，教育研究者常常把倾听基层行动者的心声作为了解教育实际运行状况的一种渠道，希望借此探究教育运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教育行动者关于教育的认知，教育行动者的行为方式，以及影响教育运行过程的各种因素。[3]在这一研究范式[4]中，作为教育活动的基本行动者——教师就成为了话语中心。[5]如此，请教师讲述自己的故事就是一个重要的获取资源途径。[6]目前，教育研究界还缺乏对于教师讲故事的方法论共同意见[7]，当然也缺乏相应的规定，[8]这常常使教师讲故事受到方法论的质疑[9]。换言之，是否教师讲任何故事都有助于揭示教师的知识再生产过程？教师究竟应该讲什么样故事？[10]究竟该讲给谁听？讲这些故事究竟有什么实际作用？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教师讲故事的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教师能否讲故事？这个问题似乎不必回答。教师作为社会公民当然有自己的言说权利，他当然可以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或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如同所有人一样，在教师周围及自身时时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事件，有的对教师的生活秩序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有的则没有引起教师的注意。对于那些体验深刻的事件，教师有与人分享或向人诉说的需要，这就构成了教师讲故事的直接动机。但教师是否可以把所经历一切事件都讲出来，甚至把事件发生的细节都原原本本地讲出来，或者说只能讲其中一部分？ 凭直觉判断，教师尽管可以讲故事，但不能随意地讲故事，因为教师的工作场景并非纯粹私人领域，也涉及到一定的公共利益，涉及到相当的专业秘密，因此教师讲故事是有限制的。但是这个界限该如何规定？谁来规定？这一切都牵涉到对教师讲故事的方法论思考。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教师讲故事究竟有多大意义？该如何判断？换言之，教师讲故事是否是一种合法的知识叙事？如果不是一种合法的知识叙事又如何确定教师讲故事的意义？ 另一个更为关键的问题是：教师有心情讲故事吗？什么时候教师才愿意讲故事？如果不弄清楚这一前提条件，似乎探讨其他问题都没有意义。 二、教师讲故事·讲给谁听？ 我们知道，只有当人们有一种主人感觉时候才会主动地讲自己的故事，因为这时讲故事是有安全感的，不会产生内在的焦虑状态。如果人们受到恐惧的威胁，则不会主动地讲出自己的故事，而且也不会讲出真实的故事。因为教师愿意讲故事无非是出于想分享或想诉说的理由，期望获得听者的欣赏和理解。如果教师不愿分享或不想诉说的话，当然就不会去讲故事了。因此，教师讲故事必须是在主动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基本的方法论要求。那么，教师一般希望与谁分享或他想向谁诉说呢？ 一般说来，教师都希望与自己最信任的人分享自己的经验，特别是自己最信任的上级，因为他希望自己的努力被肯定，同时也使上级理解自己的苦恼，进而得到支持和帮助，然后继续做好工作。可以说这个愿望一般是不能实现的。因为在科层制度下教师与上级之间还存在等级关系，特别是在考评机制作用下，使得真正关心体贴下属的上司越来越少了，而以监工面貌出现的主管则越来越多了。在这样的关系中上级自然不可能成为教师诉说对象了。 向自己的同事诉说吗？如果是自己信任的好朋友，自然也会向其倾诉自己的情绪体验，使其能够分享自己的快乐并分担自己的苦恼，这样可以收到“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的效果，自己从中能够得到同情和放松。如果是一般同事的话，大家彼此都处于竞争的关系中，而且彼此害怕被瞧不起或四处传播，自然不愿意也不敢敞开心扉来讲自己的故事了。 向自己的学生去诉说吗？这个似乎更不可能，因为教师有自己的尊严，如果对学生讲故事的话既怕学生无法体会反而会误解了老师的意思，又怕因为讲自己的苦恼或得意之事使自己在学生的心目中形象变小了。有了如此顾虑，那么教师对学生诉说的大门也是紧闭的。 那么他还能够向谁诉说？只能找到陌生人了，一个无关紧要的第三人或许是最适合的。难道不可以向自己的家人诉说吗？这取决于具体情境。作为女教师可以向理解自己工作的丈夫来倾诉，但现在越来越具有独立意识的女性则反对这种做法，她们希望保持自己的世界。作为男教师而言则不可能向妻子诉说了，因为这有点损害大丈夫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具有这种思想意识的人还是比较普遍的。如此只能去寻找第三者了。由于中国文化是一个隐喻文化，人们对于自己的苦恼或要求一般都不会直接地提出来，如果赤裸裸地提出来则显得没有教养与水平，往往需要借助委婉的或含蓄的手段来表达，如果采取倾诉的方式则是一种软弱的表现。为了避免产生这种印象，寻找一个不相关的第三人是必要的。 但一个恰当的第三人是不那么容易碰到的。在苍茫世界中，大家都忙忙碌碌，谁有心听你的诉说？即使真有人想听你诉说，此人也会怕自己的举动是自不量力。似乎关心人的事情只能是处于上位的“组织”来做。如果你在诉说时没有得到回应，岂不是如对牛弹琴？事实上，找到一个真正能够理解自己的人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个时候，可能擅长做质性研究的工作者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如果有条件的话，有可能找到一个诉说的对象。但质性研究者往往对你的困状爱莫能助，而且他所关注的常常是教师是如何生产知识的，即教师的心理状态是如何影响他的授课态度、对待学生的方式及与同事的关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