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10)01-0060-17 五四运动后，作为最高教育行政管理机构的教育部权威严重受损，控制力大为减弱。沃丘仲子曾对此评论称：“教育为第一穷部，富有势力者，类唾弃不顾……自五四运动轩然大波，学生头角崭然大露，教育总长始少少为政府所重。然内须对付学生，外须敷衍政府，大有左右做人难之慨。宜傅源叔(即傅增湘——引者)夜渡芦沟，杳无下落。其次长(指袁希涛)欲乘此一出风头，究之两面皆不讨好，嗒丧以退，从此学潮将愈演愈烈。长教部者，不特无权利可争，欲求为旧日之清闲自在，亦不可得。”①这一时期教育界风潮此起彼伏，诚如时论所称：“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界里发生一种极利害的流行病是什么？是‘学潮’。风起云涌，消弭乏术，真是一个急待解决，而解决不了的问题。”② 关于这一时期的教育界风潮，已有一些相关成果③。本文拟以马叙伦的经历为视角，重新审视这一时期教育界影响较大的几次风潮。五四运动后，马叙伦除在北大和浙江教育界活动外，还曾于1922、1924年两次出任教育次长(第二次以教育次长代理部务)。这一时期政局动荡，内阁变动频繁，加上学潮、教潮不断，1919至1926年的7年里，出任教育总、次长者前后多达数十人④。论个人仕途，两次出任教育次长并不算如何显赫。不过马叙伦是这几十位总、次长中为数不多的出身北京教育界且拥有较大影响者，因此在他执掌中央教育行政、尤其是代理部务期间，与这一时期教育界的不少风潮关系密切。这些风潮主要与当时的国立各校校长、教育总长有关。据马叙伦晚年回忆：“我这次在教育部，却遇几次学潮，如北京医专、美专、农专、女高师，却都不是‘索薪’问题，而是他们校内教师、学生双方都有政治关系的风潮，就是国民党内的国共斗争，倒很费了我的心。”⑤从他的具体经历看，一则其任职期间遇到的风潮不只这几个学校，二则这些风潮除了他所说的“政治关系”外，还与当时教育界原有的派系因素密切相关。 一、北高师、农专和美专的校长问题 五四运动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因为校长问题接连发生了几次风潮。1920年11月，北高师学生要求改制为大学不果后，又加入校内“东洋派”与“西洋派”教职员间的争斗，校长陈宝泉因此提出辞职。1920年11月20日，教育部派北大教授陶孟和长校。陶之被委任为高师校长，本是时任高师校长的陈宝泉委托蒋梦麟请其出任，但为该校“东洋派”教职员和学生所反对。当时且有江苏省教育会欲并吞北高师、由蒋梦麟主持其事的传闻，派系争斗越发复杂化。蒋梦麟曾就此事发表致陈宝泉的公开信，向外界表白心迹⑥。 1922年秋，马叙伦第一次担任教育次长时，北高师再次发生风潮，因为校长李建勋的去留问题发生争执，该校师生分成驱李、拥李和中立三派。驱李和拥李两派各趋极端，久有决裂之势，后因中立派出面调停，彼此均以该校学生未到齐为名，暂行搁置。学生陆续到齐后，10月12日，在该校全体大会上两派发生冲突，致使驱李派数人受伤。“于是双方乃先后赴教部请愿，驱李派至教育部后，因欲面会汤尔和(时任教育总长——引者)，而汤氏未在，交涉尚未办妥，而拥李派亦至”，由马叙伦接待。拥李派提出了三个条件：“(一)请勿撤换校长；(二)对于驱李派诬蔑李氏之言论，请勿轻信；(三)请惩办驱李派中存心捣乱之学生。”马叙伦当即答复：“(一)本部委任校长，但问其学问才力是否相当，至就任后之种种攻击，必有确实证据乃能认为撤换之原因；(二)对于双方言论，当然详加调查；(三)现在既发生冲突，双方各自认为有理，必俟调查确实后，始能定夺。”驱李派随后也提出了两个条件：“(一)请求惩办行凶学生，并保护彼等身体之安全；(二)撤换校长。”马叙伦答复称：“(一)保护学生，当即责成该校教职员妥慎办理，至于惩办一层，则尚须调查；(二)至于校长问题，当以公平态度，而谋解决。”驱李派对此答复不甚满意，坚持要在一周内撤换校长、惩办行凶者。正在交涉之际，汤尔和回到教育部，答应派代表到校调查一切，驱李派始行离去⑦。汤氏所谓的调查并无实际结果，驱李派的“校务改进会”和拥李派之间争吵不休，李建勋则连上三次辞呈。在此情形下，教育部只得于11月9日训令李建勋，筹备将该校改组为北京师范大学，并敦聘范源濂为校长，在筹备未就绪之前，暂由李维持⑧。此次风潮始告一段落。 1924年11月，马叙伦以教育次长代理部务时期，北师大又因校长问题发生风潮。校长范源濂“以政局不宁，教育经费无着，对于师大不能有所革新，因于去岁(1924年——引者)秋间，辞职赴津，一去不返。该校评议会、学生会及自治会，固曾先后赴津，作坚决之挽留”，后又组织了“挽留范源濂委员会”，设法挽留⑨。1925年1月10日，挽范委员会特派代表3人，“携带公呈赴教育部谒见马代部，因马氏昨未到部，该代表等留下公呈，当即转东四拐棒胡同马氏私第，马氏亲自延见”。代表们陈述来意后，马叙伦表示，“范校长德高望重，为当今国内惟一之教育大家，非范校长决无适当人才足以长师大，自其辞职，教部即始终挽留，热烈程度，当不亚于诸君，无论如何，今日可再派专员赴津挽劝，言时并将其亲笔书稿出示”。代表们认为校长范源濂数月来辞意甚坚，“最好请马代部亲自出马。赴津一行，易于告效”。马叙伦亦认为有此必要，并同意努力设法维持国立各校经费⑩。后北师大学生挽范委员会又举代表赴教部，提出四项要求：“一、请单独提出该校预算案通过阁议之理由；二、须于二三日内提出阁议；三、请马次长亲自赴津挽留范校长；四、下星期三由代表等再来教部，须有确实答复。”(11)到2月下旬，范源濂仍无复职之表示，马叙伦遂于该月26日赴天津，亲自表示慰留，并告以教育经费筹备情况；在他的恳劝下，范源濂才不再坚持辞职(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