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是形成学生良好道德品质即美德或德性的实践活动。因此，关于美德的基本预设必然决定着德育理念及其指导下的具体德育实践形态即德育范式。何谓美德？历史上有三种基本的观点：“知识即美德”、“践行即美德”、“和谐即美德”，相应地形成了三种基本的德育理念、取向与实践形态，即知性德育范式、实践德育范式与和谐德育范式。 一、“知识即美德”观与知性德育范式 在历史上，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最早明确提出了“知识即美德”或“智慧即德行”的命题。这一命题认为，人们之所以做错事是因为无知，没有人明知故犯。如果承认自己无知，不断求知，提高自己分辨善恶的能力，就不会做错事，就会具有美德。这一命题包含两层意思，其一，行为受善的知识的指导才可能是善的，无知的人即使行善，也不是真正的善。其二，只要具备善的知识，人就必然会行善。人只做自己认为善的事情，不会故意作恶。人作恶是由于不知善，作恶者并非真正知道自己在作恶，而是错把恶当作善。人知善必行善，知恶必不作恶，故“知识即美德”，知识是美德的充分条件。 在中国，虽然没有人像苏格拉底那样明确地提出并系统论证“知识即美德”的观点，但是，个别思想家关于知行关系的认识中或多或少地含有“知识即美德”的思想或思想的萌芽。在荀子看来，“知明而行无过矣”。（《荀子·劝学》）程颢、程颐认为：“知之深，则行之必至，无有知之而不能行者。”（《二程遗书》）朱熹指出：“若道理讲得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友不得不信。”（《朱子语类》卷九）王守仁提出，“真知即所以为行”。（《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在中国思想史上，思想家们将德行看作是美德或德性的最高表现形态。上述观点表明这些思想家的思想中在某种程度上也有“知识即美德”的倾向。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或“智慧即德行”的命题提出后，尽管受到一些思想家的批判，也有人提出了与其不同的看法，但是，“知识即美德”观对西方德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非常深远。20世纪西方的主知主义德育理论与实践就深受其影响。西方的各种主知主义德育理论虽然观点各异，但都认为只要掌握了道德知识，或提高了道德能力，就形成了美德，都主张在德育中，要将传授道德知识或培养道德能力作为德育主要的甚至唯一的目标。这些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德育实践也都深受“知识即美德”观的影响。 在当代中国虽然没有人在理论上明确主张“知识即美德”，但是，在德育实践中，“知识即美德”观的实际影响却是非常大的。近年来学者们批判的“知性德育”就是“知识即美德”观在德育实践中的表现形态。知性德育取向及其实践形态构成了知性德育范式。 “知识即美德”观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道出了知识对于美德的重要意义。知识是形成美德的基础，是美德行为的向导，只有在明确的道德意识指导下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只有在明确的道德认识基础上形成的美德，才是具有自觉性的美德。在现实生活中许多人由于无知而作恶甚至犯罪的事例屡见不鲜，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知识即美德”观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从总体上看，“知识即美德”观在理论上有失偏颇，它把知识这种美德的必要条件当作美德的充分条件，将美德这一复合体看作是单一构成体，将具有多个构成要素的美德看作了只有知识这一唯一的要素，窄化了美德的结构，犯了以偏概全的错误。在实践上，它无法解释故意失德现象。所谓故意失德是指人们掌握了某一方面的道德规范，但在实际行动中并不遵守这些规范的现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知善而行恶。因此，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尚未有充分的证据证明道德知识就是美德。 “知识即美德”观在理论上的偏颇必然导致在其指导下的知性德育范式的缺陷。在一些人看来，既然“知识即美德”，而知识是可教的，因此，美德也是可教的，而“教”按照传统的观念就是“将知识传授给学生”，因此，知性德育范式采用的主要的甚至唯一的方法就是口耳相传，即“口授式教”，忽视甚至否认学生的道德实践。知性德育范式割裂了德育中的德知与德情、德知与德行、德知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将课堂中的道德认知与现实生活中的实际的德行等同。知性德育范式培养出的往往是言行不一、知行脱节的双重道德人格的人，是“道德学家”，而非“道德人”。因此，知性德育范式是一种存在严重弊端的德育范式，我们必须从理论与实践上实现对知性德育范式的超越。 二、“践行即美德”观与实践德育范式 与西方占主导地位的“知识即美德”的理念不同，在我国历史上大多数思想家主张“践行即美德”。这一理念是我国美德观的主旋律。先哲们把践行本身看作是一种美德，认为一个人只有按照一定的道德规范去践行才算一个有道德的人，把“践行即美德”奉为圭臬。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周易》。《周易·系辞下传》提出：“是故《履》，德之基也。”将“履”作为德的根本、基础。孔子提出，评价一个人是否有德行，要看其能否将言论落实在行动上，只有“躬行”才能称得上是具有美德的“君子”。荀子认为，“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荀子·儒效》）在荀子看来，只有践行，做到言行一致才算有美德，才是“圣人”。《礼记·中庸》更明确地指出：“力行近乎仁。”扬雄在《法言·修身》中说，“行重则有德。”朱熹认为只有把道德规范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上，才能成为德性高尚的人。没有笃行，也就谈不上德性。即所谓“善在那里，自家却去行他。行之久，则与自家为一；……未能行，善自善，我自我。”（《朱子语类》卷十三）也就是说，只有笃行，外在的道德才能变为自身的美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