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入发展，主体教育理论（概念及命题）引起了教育界的广泛关注，有关主体教育的文献越来越多，这些文献从不同的方面回答或指向“主体教育是什么”这个问题，有的从概念的方面，有的从目的的方面，有的从过程的方面，有的从原则的方面，等等，而且，各自的层次和视野也不尽相同。这在丰富对主体教育认识的同时也激起了人们进一步探究的兴趣：主体教育到底是什么？因为第一，对一个事物局部的认识不能代替对它的整体的把握，尽管后者要以前者为基础；第二，在不同的文章中，人们对主体教育的理解并不是完全相同的，就是对主体教育所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如“主体性”或“教育主体性”的理解，也是这样，到底有没有一个“标准的”用法？主体教育理论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作用于教育实践的？一切关注主体教育的人都不能不深思。自然，思想的起点和方向是多样的，每个人在这些问题上的体会和认识也会有所不同。这里，作者拟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做出自己的尝试。 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给出自己的“答案”，而是要对人们如何地通过某种语言形式提出问题并期望着答案最后落在一个什么样的语境中保持高度的敏感，进行认真的反思。这就是早期和中期分析教育哲学家们的思考方式，有人讽刺他们说，当提问者“指着”某一个问题向他们询问的时候，他们不对问题本身产生兴趣，反而对指向问题的“手指”产生兴趣，研究起那根手指来。其实，分析教育哲学家们确实抓住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问题的语言形式与问题的实际内容之间的关系问题。 问题的实际内容是通过问题的语言形式来表达的，这是一个常识。自然地，在人们的意识中就产生一种对二者关系的错觉，即问题的实际内容与语言形式是自然地、绝对地统一的，问题的语言形式能够准确、完整地表达它的实际内容。一个问题只要通过一定的语言形式提出来了，就是清楚明白的，被问者只需要“回答”就行了，不需要对它的语言形式本身进行思考。这种错觉又是根植于一种人类更深厚的信念，即语言在总体上的完美性。人类创造了语言，语言塑造了个人，因而人们自然地会对语言产生一种崇拜，至于语言的不足很少能被人意识到，尽管不同语言环境下的人都知道“词不达意”、“答非所问”之类的现象。假如我们放弃了对语言完美性的自然崇拜，克服了传统教育留给我们的有关问题的实际内容和语言形式自然统一的错觉的话，我们立刻就会对许多的问题敏感起来，在寻找问题的答案之前先去辩别问题真正的含义。获得这种问题语言的敏感性和清晰的问题意识对于教育学思考是相当重要的。 “主体教育是什么？”这样一个问题在逻辑上蕴含着两个有递进关系的问题： 一个是：“主体教育”作为一种存在形式——“是”——被追问，也就是说，“主体教育”作为一个“名”所对应的“实”是什么？这个“实”在我们提出问题之时已被提问者设定为存在者。因为，只有首先存在着“主体教育”，而后我们才能问它之所“是”。在理智上，我们绝不会对一种不存在的东西问它“是什么”。我们如果问了它是什么，在逻辑上和现实中它就应该是存在的，可以被被问者指示的。这个问题的提出在思维方向上就是“循名求实”，答案自然地就是尽可能完整、全面、客观地描述“主体教育”之“所是”。 另一个是：既然在提问之前已经判定并相信被问的对象（主体教育）存在，那么这种存在者就是唯一的，自身同一的，也就是说，在被问中要被揭示和描述的存在——“实”——只能是“一”而不能是“多”。如此以来，在逻辑上，真正的“名”也只有一个，而不可能是多个，不存在歧义现象。如果事实上出现了多种命名与理解，那么在其中或是在它们之外必有一种是“正确的”或“标准的”，其余的都是不正确或不标准的。这就是人们于众多的主体教育概念之中寻求那些“真正的”或“更好的”概念表述思想的前提。 让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继续思考。在“主体教育”出现于教育学语言中的时候，是否存在着充分的“主体教育”的“事实”？也就是说，“主体教育”是否在被言说之前就有一种实然的状态？“主体教育”的提出是否是“取名于实”？这不再是一个逻辑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一个明确的并且是否定的答复——“没有”。因为，当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教育学术界提出“主体教育”概念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认为现实中存在一种充分的、正在实施和展开中的主体教育，所以，在一些有关的重要学术文章中，学者们只是在“期望”、“追求”、“呼唤”、“鼓吹”一种被称作是“主体教育”的教育，而不是在“描述”一种已经是“主体教育”的教育。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年左右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是否有“主体教育”的“事实”了呢？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河南安阳人民大道小学有个“小学生主体性发展”的教育实验。实验班进行的教育能不能称为“主体教育”？先假设能，那么我们对于“主体教育”的回答就是“主体教育就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河南安阳人民大道小学进行的那种教育实验”。如果考虑进去其它实验点的话，还可以在谓项中加上一些内容。可是，这样又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在有这个实验之前就有主体教育“的名称，名称不是对这个实验的“描述”；二是具体的教育实验点无论有多少总是特殊的，而“主体教育”在逻辑上并不是对一项或几项具体的教育实验的称谓。总之，现实教育生活中并没有一种教育可以称为“主体教育”，“主体教育”之“名”并非对应着一种“主体教育”之“实”。从今天所有的相关文献来看，也没有一个人指示了这个“事实”。这样，当我们问“主体教育是什么”的时候就陷入了悖论。一方面是在逻辑上设定有一种“主体教育”的“事实”存在，并且追问它的实质；另一方面现实中却又不存在这种“事实”，也就谈不上对这种“事实”特征的描述或揭示。可是，人们还是在问，还是要问：“主体教育是什么？”学者们还是在说“主体教育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