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知识型观照下教育学知识话语的实践转向

作 者:

作者简介:
申卫革(1972-),女,河北保定人,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江苏 扬州 225002

原文出处:
教育理论与实践

内容提要:

不同的知识型具有不同的知识观和教育学知识观。立足教育学知识话语的角度,以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两种知识型为视角,可以看出教育学知识话语在科学话语、相关学科话语、社会权力话语、西方中心话语等控制下存在着“失语”的危机,后现代知识型视域下教育学知识通过回归日常教育实践可以真正实现让教育学“说”自己的话。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10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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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33X(2009)09-0012-04

      一、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

      知识型是从动态、关系的角度考察知识问题的一个概念。石中英根据库恩范式涵义和福柯知识型的说法,认为,“知识型就是‘知识的模型’或‘知识的范式’……是一个时期所有知识生产、辩护、传播与应用的标准”[1]。他将人类的知识型分为四个发展时期,从古至今依次为:原始知识型、古代知识型、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1]。不同的知识型具有不同的知识观。现代知识型又叫科学知识型。科学家是知识分子,享有认识特权,通过观察、实验或推理反映客观事物的本质,知识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的揭示,真正的知识是实证的知识,与客观事物的本质相符合,知识通过特殊的概念、范畴、符号和命题加以表述,知识具有客观性、确定性和实证性。知识是价值中立、文化无涉与非意识形态的,科学主要是自然科学知识被视为唯一的知识。后现代知识型是建立在对现代知识型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倡知识的相对主义原则、主张知识的生成性特征、强调知识的个体性、多元性、文化性、境域性等特征。

      在不同的知识型视域下具有不同的教育学知识观。在科学知识获得至尊地位的现代知识型观照下,各门学科知识为赢得自身的合法性,纷纷向科学知识看齐,在客观主义、本质主义、实证主义知识观的影响下,教育学也走过了漫长的科学化的道路。教育研究科学化浪潮,产生了一批极力倡导教育学科学化的研究群体,客观上促进了教育学繁荣,教育学领域的许多边缘、交叉、应用学科在此背景下诞生。可是,教育学知识虽然获得了增容,教育学仍不断受到“是否是科学”的质疑,甚至当初追求教育学科学化的人们的态度也渐渐不那么坚定了。后现代知识型视域下,教育学知识被重新认识,教育学知识的价值特质、人文性、文化性和历史性以及复数的、多元的呈现形式等特性日渐澄明。

      本文立足教育学知识话语的角度,以现代知识型和后现代知识型两种知识型为视角,论证了现代知识型下教育学知识话语的缺失和后现代知识型视域下教育学知识话语的实践转向。本研究的教育学是指所有教育学术研究成果的统称,教育学知识是指作为知识存在的教育学,也就是所有通过教育学术研究所获得的知识或者说是所有构成教育之学的知识。

      二、现代知识型观照下教育学知识话语的缺失

      话语是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着力论述的一个概念,福柯是主要的代表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话语已经不是简单的语言因素,当它以符号的形式产生和运作出来以后,这些符号就被赋予了社会资源和手段的性质,内涵着权力对受话者和听话者的宰制。福柯认为话语是一种“事件”,这种“事件”起码包含有五大因素:(1)“谁”在说话,这就是所谓说话的“主体”问题;(2)“对谁”说话的问题,也就是说话的对象问题;(3)在什么情况下说话,也就是说话的周围环境,特别是社会历史条件;(4)说什么事,也就是说话所谈及的事物或问题;(5)怎么说的问题,也就是以什么策略、方式、文风或风格说话[2]。

      福柯系谱学把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叫做“话语”,认为话语不仅仅是知识也是权力,随时随地对主体的行为行动产生影响。话语不仅仅是通过文本表达出来的主体要说的话,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文本背后的东西,究竟谁在说话、说的是谁的话,这些都体现了作为知识的文本背后的权力因素无时不在的支配力量。个体话语是个体思维的逻辑路线,也是个体言说自己的独特的表达方式,是个体独立性和清晰自我意识的彰显。丧失了话语权的个体,虽然表面上也在不停地说话,可是那些话都是别人的话,都是言不由衷的话。在现代知识型观照下,教育学话语缺少的就是属于自己的话语权力,它之所以迷惘,与自我话语的丧失有直接关联,因为一个没有或者找不到自我的人,迷失的感觉是难免的。

      教育学知识话语危机是教育学面临的主要危机之一。在现代知识型视域下,对教育学知识话语缺失的表现,概括性分析如下:

      (一)对知识科学性的寻求和数量的增容所导致的——说“科学”的话和“相关学科”的话

      现代知识型视野下,科学(自然科学)被视为唯一真正的知识,因为它的确定性、普遍性、真理性的意义,一度被奉为一切知识的圭臬。教育学知识为了博得知识的合法性地位,也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以及言说方式等一切方面向科学看齐,走过了追求科学教育学的漫漫征程。

      教育学分支学科的日益增多是教育学知识部类增容的标志。可是,在我们刚刚对教育学知识的兴盛稍感欣慰的时候,掩卷沉思,却发现这样的事实:这些新增的知识话语仿佛离我们心里的教育学的声音有些遥远,从方法到内容,我们都不能感受到家族相似所带来的亲切,一个问题忍不住从心底发出:这些知识是在说着教育学的话呢?还是利用教育学这个阵地在说着相关学科的话呢?究竟谁是这些知识的真正的母体?

      按照劳丹的理论,学科知识进步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看此类知识对其他学科知识的贡献程度或者说被其他学科知识引用的程度,二是看此类知识对该学科论域内问题的解释或解决能力[3]。如果按照这两个标准衡量,教育学知识显然离真正的进步还有很明显的距离。其实,当我们在说着别人的话的时候,内心的冲突也是剧烈的,我们并没有底气十足和理直气壮,我们怀着难堪的、只有弱小者才有的卑微,我们为自己拿来得多贡献得少而低声下气和灰头土脸。在教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教育本身被忽略了,’‘教育’和‘教育学’成了一个广泛应用的领域。‘教育学是应用的科学’的意思换句话说就是,‘教育学是科学的应用’。这样就公开地使教育学依赖于其他科学的发展,就从‘依赖’变成了‘依附’,自主性被遮蔽了,甚至被取消了,而且这种遮蔽或取消还获得了学术的合法性”[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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