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政党稳定到政党变迁：政党转型理论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和苏东剧变的影响下，政党的变化和发展日益受到重视，政党转型理论也应运而生。事实上，对政党转型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①甚至更早，②并产生出一批重要的成果。③经典的政党研究④倾向于从总体上关注政党的特征。大约从80年代开始，关注的焦点有了一个根本的转移：政治学者开始向内关注作为一个实体的政党“黑箱”；一些新的研究开始在细节上考察政党组织的特征以及他们自身的演化和消失；⑤选举竞争作为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第一次作出这些尝试是20世纪60年代的学者，包括基里海姆(Kirchhermer)和艾普斯坦(Epstein)。之后，在80年代和90年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和阐释，如潘比克（Panebianco，又可译为潘尼比克或潘尼克）、卡茨和梅尔(Katz & Mair)等。这些作品讨论的重点是大众政党，及其被新的政党组织模型取代的问题。 早期的一些学者主张政党稳定论（又译为政党僵化或者冰点论⑥），倾向于把政党作为一个稳定的主体。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政党变迁理论逐渐占据主流地位。根据变迁的结果不同，后者又形成政党衰败论和政党转型论两种观点。 在20世纪60年代，李普塞特和罗坎(Lipset，S.M.& Rokkan Stein)指出： 几乎没有例外，1960年代的政党制度反映的还是本世纪20年代的分裂结构。在“大规模高消费”的时代，西方竞争政治的关键特征之一是：“供选择的政党，以及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政党的组织，其历史要比大部分选民的年龄来得长。对大部分西方公民来说，当前一些活跃的政党，从他们孩提时代起，或者至少从他们第一次在选举日面临如何在各种‘一揽子候选人’中进行选择时，就一直是政治景观的构成部分。”⑦ 虽然选举权在不断的扩大，并且经历了几十年政党选择的结构性条件变化后，但政党和政党制度仍然“僵化”(freezing)地大体上保持了原样。⑧在他们看来，西方自工业革命和国家革命以来所形成的政党，即使在二战和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转折之后，仍然生存下来，并且重新恢复原样。这表明了1918年至1920年的情形已经“凝结”成型，在多年之间代表了一种持续的稳定性。在普选权扩大并且参与了第一次普遍竞争的政党，成功地与“它们的”选民建立了联盟（组合），这种组织及其产生的政党制度证明是永久的。根据他们的解释，政党和政党制度之所以稳定，在于旧的政党容纳了新的社会结构，与“新的”选民结盟。斯坦因·拉尔森⑨进一步把政党的僵化解释为一种动态的稳定：即允许在一定时期内有大的波动，而此后政党和政党制度将回到稳定均衡。简单来说，政党稳定论者坚持政党代表社会结构，在20世纪初期形成的社会结构虽有较大变化，但政党容纳了新的社会结构，所以没有改变的必要；该理论进一步发展为，无论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分裂，现存的政党都会有足够的能力来容纳社会的多元化结构。 政党稳定论虽可解释60年代的政党现状，但却不符合之后的发展，因为政党的变化越来越明显。梅尔指出，李普塞特的观点，在30年后的今天，当然有点过时，虽然它所提到的可供选择的政党仍然存在。⑩ 政党转型理论的兴起，原因在于对政党衰落的反思。不少学者认为，政党正在衰落(decline or decay)、解体(decomposition)、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解组(dealignment)。如罗森和麦克尔指出：“主要的政党衰落了，这是美国政党体系的主要标志，在其他国家的政治体系中也变得越来越明显。”(11)谢利和斯瓦萨德(Selle & Svasand)也“相当悲观地”认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反映的一个趋势：“政党不再执行他们过去的功能了”。(12)到了80年代早期，芬纳(Stephen E.Fisher)写到：“政党衰落”的主题看起来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引用。(13)持政党衰落论的学者认为：首先，政党已经不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功能：如利益综合和利益表达、人才录用等。战后，政党的部分功能衰落了（如利益表达和综合）；而且政党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几乎没有分歧。相反，政党内部则由于具体的利益、背景、意见的不同而形成对立和分裂。(14)其次，组织结构方面，表现在党员数量的下降，或者几近停滞；党工的数量也在减少，作用在下降。新技术的发展使得政党竞选主要依靠竞选班子，削弱了政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第三，在大众与政党关系方面，民众对政党认同不断下降，表现出政治冷漠。第四，在选举中，政党作用有限，党的领袖的个人化特征更加重要。(15)但与此同时，在1960年以来，新的政党也在不断诞生，如在德国，到1984年为止，有24个新的政党建立，大部分欧洲国家也都有新的政党浮现；(16)虽然政党的部分功能在衰落，但是政党之于民主仍然是不可或缺的，特别是在组织政府方面，政党无法被取代；(17)而且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也日趋密切。这些都与政党衰落的观点不符，这就提醒我们，必须从新的视角来分析政党的变化。 卡茨和梅尔重新解释了上述现象，认为政党没有衰落，而是在经历一个根本性的转型。他们提出了“政党卡特尔化”(18)的概念，即政党和国家相互渗透(interpenetrate)和合谋(collude)，政党的生存越来越依赖于国家，反之亦然，斯特姆(Strom)称之为政党“机会主义的制度性操纵”(opportunistic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19)根据他们的假设，政党逐渐成为了国家和社会的经纪人（政党在国家和社会连续体中的地位，即功能，是最主要的标准）。政党没有衰落，而是转型了：政党与国家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与社会的关系则日渐疏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