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0]02-0017-05 随着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及社会斗争形势的多样化，以拉克劳、墨菲和齐泽克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为了化解危机，他们运用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理论成果来解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概念，试图建立符合当今新形势下革命斗争的新策略。虽然同属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阵营，但他们的政治策略却存在着差异。拉克劳和墨菲建立了以领导权为核心的激进的和多元民主的策略，齐泽克则主张从这种激进民主回归阶级斗争。 一、拉克劳和墨菲的“激进民主”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随着社会主义斗争形势的变化以及整个社会斗争形式的丰富性和多元化，我们必须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以及道路进行重新思考。“现在正处于危机之中的是整个社会主义概念，它停留在作为大写革命角色的无产阶级本体论中心之上，作为从一种社会类型到另一种社会类型转变的基本因素，依赖于会导致要素空洞化的完美集体和同质化集体意志的幻想前景。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①在他们看来，要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变革，首先必须取消无产阶级在本体论上的中心地位，破除对政治主体的本质主义理解。这一方面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和不平衡的发展，工人阶级的斗争形势日益复杂，工人阶级出现了分化和分层；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无产阶级在社会变革中不再具有特权地位，政治斗争并不必然都是阶级斗争。因此，他们认为必须取消无产阶级的中心地位，重新引入领导权的概念。 领导权最初起源于俄国的革命实践。由于俄国资产阶级无力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就必须担负起这一使命。于是在任务的阶级本质与执行它的代表之间就形成了一种错位和断裂。这种外在的和偶然性的关系就是领导权关系。它与阶级关系不同，阶级关系是“被领导的任务与它的‘自然的’阶级代表之间的关系”；而领导权关系是“被领导的任务和领导它的阶级之间的关系”。②领导权关系是为了增补阶级关系而存在的，它并不因此而改变任务的阶级本质。但是领导权可以实现任务的转移，重组政治斗争的领域。 拉克劳和墨菲对领导权的概念进行了某种改造。在他们那里，领导权这一概念与社会和主体这两个概念密切相关。可以说，拉克劳和墨菲的领导权概念正是他们解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和主体的必然性的主要武器。具体说来，正是因为拉克劳和墨菲取消了阶级的主体地位，主体不再是社会关系的本源，而是话语构造的“主体位置”。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作为本源和基础的主体之间固定的关系，而是话语情境下的分散的、去中心化的主体之间松散的联系，不同的主体通过话语实践“连接”起来。这一方面意味着没有中心，各种主体的话语立场之间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话语立场的平等性和去中心性，它们又是可以相互置换，可以不断地重新组合的。因此，拉克劳和墨菲就不再把无产阶级看作领导权力量的核心，在他们看来，由于主体形式的增多及新的对抗形式的出现，就需要领导权将各种形式的社会斗争接合起来。 正是为了坚持领导权对各种社会斗争的链接，他们认为必须超越对社会斗争的单一把握，解构社会的实证性。因为如果社会是按照其内在规律自行发展的，就根本不需要领导权进行链接。因此，坚持“结构非决定性维度恰恰是领导权的条件。”③在他们看来，社会并没有固定不变的本质，社会是非决定的，“我们必须把社会开放性看成是构造的基础或存在的‘否定性本质’，把各种不同的‘社会秩序’看成是不稳定的或根本上不可驯化的差异领域。从而，社会的多样性不可能通过中介体系被理解，‘社会秩序’也不能被理解为根本原则。社会没有被缝合的特别空间，因为社会本身没有本质”。④为了论证这一点，他们引入了“对抗”概念来说明社会总体化的不可能性。对抗与对立和矛盾都不同，对立和矛盾仍保持了对立双方的完整性，而对抗则是另一个的存在阻止“我”成为完整的整体。对立和矛盾都有可能被更高层次的肯定性所吸收，成为事物内在发展的一个环节，而对抗则不可能被任何肯定性所吸收，不能被任何必然性所调解，它的存在阻止其自身也阻止对方成为一个完整的存在。“只要存在着对抗，我就不能成为一个自身完整的存在，不过与我对立的力量也同样如此：它的客观存在是我的非存在的一个象征，而且在此方式中，它充满着阻止它变成完全确定的多样化含义。现实的对立是可确定、可定义事物中的一个客观关系，矛盾同样是概念之中可定义的关系，对抗构成每个被展现为局部的、不稳定客观化的客观性的限度。”⑤因此，拉克劳和墨菲认为对抗与矛盾不同，矛盾是内在的，对抗则是外在的。对抗阻止了客观性的构成，显示了客观性的限度和偶然本质。 怎么理解这一点呢？我们理解对抗只能从它的“启示性”去理解，即它本身就表明了社会客观化的局限，它的存在就表明了社会被完全缝合的不可能性。“社会只作为局部构造社会的努力而存在——即，客观的封闭差异系统——对抗，作为不可能最终缝合的证据，是对社会限制的‘经验’。严格地说，对抗不是内在的，而是外在于社会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构造了对社会的限制以及后者完全构造自身的不可能性。”⑥这种对抗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是构成性的，它们不断改变和颠覆统一的结构，它们的阻挠使得任何建构社会统一性的企图必将失败。虽然社会是不可能被完全缝合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意义处在永远的无意义的滑动之中。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还必须存在着局部的固定。否则，差异的流动就成为不可能。这种局部的固定就需要领导权的斗争。通过领导权的链接，滑动的意义被暂时固定下来，不同的意识形态要素被缝合为一个结构性的整体。但是，这个整体不具有任何必然性，它只是暂时的和偶然形成的，每一个要素的含义可以不断地变化，在变化的基础上重新进行意义的缝合，从而处在不断开放的意义的流动之中。因此，在拉克劳和墨菲看来，这种局部构造社会的企图既颠覆了对社会的本质主义的理解，又避免了陷入相对主义的困境。他们把这种领导权实践称之为“包括在非决定领域的决定性”及“特殊的普遍主义形式”。⑦这样构造的社会就是一个结构错位的社会，是一个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边界不断变换的社会，是一个永远没有被最终建构起来的社会。因此，这样的社会就成了一个开放的系统，对抗的存在以及结构错位的存在表明历史的重复性越来越少，其不受结构决定的领域相应地也越来越广，这就直接导致了主体形式的增加和对抗形式的复杂化。因此，必须通过领导权斗争进行链接，从而使得政治斗争的领域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