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73(2009)04-0020-06 从历时性考察，近三十年文学理论转型过程可谓眼花缭乱，精彩纷呈，形成“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局面。总体概括，改革开放30年来的文艺学经历了从人性论、主体论到语言论再到文化论的发展轨迹[1]，它标示中国学者对文艺学学科历时性的理论推进。文学理论在每个阶段的形态变化是其生态状况的真实写照。从文学理论形态的发展变化中可以考察影响文学理论学科的各种元素和思维方式，政治即是其中重要的一种理论维度。在近三十年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始终是在场的，并以“参照物”—“蕴藏物”—“价值物”的存在身份贯穿当代文学理论学科发展与变迁的历程中。 一、政治作为“参照物” 政治以“参照物”的存在身份参与了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转型。新时期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转型来自于人性论、主体论以及审美论对政治工具论的批判和转换。从文学理论外部生存环境看，这次转型是在特定时代政治语境中的一次文艺政策的具体体现；从文学理论自身来说，这次转型是以文学表达人性代替文学表达政治观念、文学审美反映生活代替文学认识反映政治为主要标志。此时期的政治“参照物”，一是作为文学理论外部生存语境的参照，二是作为与人性、情感主体对立的文学理论内部属性的反面参照。 新时期依始，学界为肃清文革“左”的思潮对文学理论的极端控制，配合全国范围的思想大解放，开始了全面的“去政治化”理论建构。新时期文学理论大幕的开启首先来自于对其生存语境的一种反思。邓小平在1980年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2]255-256于是，解除文艺的理论枷锁，找回文艺自由的生存空间成为这时期文学理论工作者主要的关注点。这些直接引发了学界对文学理论与政治关系的清算。一系列的文章如王得后的《略论文学与政治》、刘纲纪的《关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都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生存语境。为了批判文革时期僵化的话语环境和极度扭曲的理论思路，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新观念扮演了政治和思想运动先锋的角色。以政治作参照，这一阶段的文学理论转型也是政治时代理念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具体实现。某种意义上，此时的文学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仍是政治性的，文学理论建设也被当作政治语境中的一项工作而进行，更多时候是配合当时的政治环境的改革。陶东风在分析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艺学发展时就指出：“显而易见的是，自主性文艺学与当时整个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思潮之间存在极为紧密的内在联系，它甚至充当了当时思想解放、意识形态革命的急先锋。无论是普遍主体性话语、人的自由解放承诺还是学科自主性诉求，都与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紧密相关，它们本质上依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政治功利性。”[3] 当外部生存环境的改造完成之后，学界便返入文学内部，从文学属性、文学表达对象等方面开始了“去政治化”的转型过程。此时的政治作为文学极力驱逐的“魅影”迅速为人性、情感主体所替代。这一阶段，主体性、人性、人道主义命题是时代主题话语。这些话语都是为肃清文革时期政治对人性的压抑而导致的人道主义丧失等专制思想而表达的。从朱光潜到钱谷融再到王蒙纷纷表达了关于文学与人性关系的论述。①当“文学是人学”这个命题得到重新确立后，学界很自然地就要从文学之“根”的人的角度去思考文学观念的革新。真正从学理性上提出文学理论建设主张的是“主体性”理论的提出。1985年刘再复发表了长篇论文《论文学的主体性》。刘再复的论文的主旨是，“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我们的文学研究应当把人作为主人翁来思考”，“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4]。论文的主旨有明确的针对性，它直接批判了文学表达政治的单一创作路径。以文学政治表达为对立参照，该文提出作家的创作应当实现主体价值，而不是从某种外加的政治概念出发；文学作品要以人为中心，赋予人物以主体形象，而不是把人当成政治观念的传声筒，从而最终把人(包括读者)还原为有着主体情感充分的人，而不是政治化理念下的政策工具。刘再复理论的提出，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关于文学理论一系列命题的争论和反思。 正是在政治反映论的对立参照下，文学开始了究竟是反映政治还是表现人性、主体情感的反思和转变。人们认识到，文学理论不应该成为政治的工具，政治不是文学最重要的本质属性，文学不应该成为反映政治、传达政治的时代传声筒。这一时期的人性论、主体论正是在对政治反映论的肃清和批判中建构起来的。此阶段，政治是作为人性论、主体论的祛魅对象。人性论、主体性流行，文学表达人性和主体的精神、情感，政治维度被驱逐。相应地，文学表现的内容应该是情感、人性和一切表达人道主义色彩和体现主体情感的事物形象、社会生活。纯粹政治的观念和政治政策的图解甚至日常的政治生活题材大多被驱逐出文学的“理想国”。在政治这个“幽灵”的参照下，一切人性化的、情感的形象是如此丰富，令人无比痴迷。即如《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中那件点明文意的“红毛衣”，在政治的对衬下，它是如此的凄美，又强烈地激发起人们对真实人性的精神渴求。一定程度上，作为文学表现的对象，政治已经与人性、主体情感形象处于二元对立的境地。一切反映政治生活内容，表达政治理念的文学都是以往臭名昭著的“社会—政治”理论模式的残留，都是不合时宜的。毕竟，文学作为政治晴雨表，文学纯粹表达特定时期那种单一、专制、僵化的政治思想的阴霾还深深笼罩在人们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