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是当代生态思潮与文学研究的结合，是文学研究的绿色化，是对生态危机的综合回应，其在20世纪70年代前期发轫于美国，成熟于90年代中期，后迅速发展成了生机勃勃的国际文学、文化绿色批评潮流，其内容庞杂丰富，学理探究深沉，学术视野宽广。其兴起的主要原因是日益恶化的现实生态危机的催逼和生态哲学的发展与成熟，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也不例外。在中国(主要指中国内地)生态批评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主要呈现两种理论形态，即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已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其主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思想基础，探讨文学与环境之间的关系，属于生态中心主义型生态批评。 总体上看，中国生态批评依然处于草创时期，与西方生态批评相比尚存在较大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缺乏自觉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即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意识；所运用的理论比较单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阐释存在简单化的倾向；对女性压迫与环境退化(或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对性别压迫与环境退化)之间的纠葛还远未深入展开；理论明显滞后，等等。以上不足严重制约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与深化，徘徊于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的二元对立困境中，一直处于学术的边缘。如果这种状况不尽快得到改善，中国生态批评将会被淹没在生态文明的“洪流”之中，而失去其独特的学术批判锋芒与文化建构力量，进而不能为生态文明的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引发严峻的生态焦虑之后的生态学术生存危机。在此，笔者试图透过比较文学的视野简要地分析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状况，既肯定其成绩，也指出其困境，并展望其未来。 一 荒野中的呐喊：中国生态批评 1.中国生态批评的兴起 在中国文学艺术领域(包括生态文学创作领域)，生态意识的觉醒虽然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有所发展，但是，作为生态批评的文学理论应该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最早以生态美学为题发表的专文是1994年李欣复的《论生态美学》与佘正荣的《关于生态美的哲学思考》①。15年来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历程概况如下：1999年1月由海南省社会科学规划办与海南大学精神生态研究所创办了我国唯一的生态批评刊物《精神生态通讯》，该刊现由苏州大学文学院生态文艺学研究室主办，已发行了60多期，旨在推动生态批评与生态文艺学建设。中国生态批评学者如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张皓以及王晓华等教授都曾在该刊或其他刊物上多次撰文，他们的文章或阐明自己的生态立场，或探讨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生态批评的发展，扩大了生态批评的影响；从2001年至今，中国生态批评学者先后分别在华中师范大学、西安、苏州大学、贵阳、南宁、青岛、海南、兰州及北京等地市举行了十多次较大规模的生态批评学术研讨会②。2007年党的十七大鲜明地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构想后，使得多年以来一直处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主流社会边缘的环境问题进入了主流，随之而来的是，多年以来一直处于边缘的绿色文化研究也进入主流文化的视域。这是我们对现有发展模式深刻反思后得出的新认识，环境问题既是现实问题，也是文化问题，因此，解决环境问题的对策理应包括技术策略和文化策略，其中，文化策略是更具持久性、根本性和全局性的策略。因此，生态文明的提出为生态批评提供了难得的发展契机，创生了广阔的学术空间。 迄今为止，国内已出版的代表性生态批评专著有：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2000年)，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年)、《自然与人文：生态批评学术资源库》(2006)、《生态批评的空间》(2006)和《走进大林莽：四十位人文学者的生态话语》(2008)，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年)和《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蒙培元的《人与自然——中国哲学生态观》(2004年)以及盖光的《生态文艺与中国文艺思想的现代转换》(2007年)，等等。另外，对西方生态文学、生态批评的引介与研究也构成了中国生态批评的重要内容，已出版的专著有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2003年)和胡志红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2006年)。其次，还有一些博士论文题目也选定在生态批评及生态文学研究领域。其余则大多是对西方生态批评简略的介绍，泛泛而谈的多，深入研究的少③。总的来看，以上这些学术活动较为广泛深入地探讨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文学艺术与环境的关系以及生态批评的理论建构等议题，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生态批评学术的发展，扩大了生态批评在中国学界的影响。 2.中国生态批评面临的主要理论困境 生态危机是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导下的西方文化的危机，是现代西方文明引领下的世界性危机，这几乎是绝大多数东西方生态批评学者的共识。因此，可以这样说，现代西方工业文明是全球生态危机的罪魁祸首。这既是东西方生态批评产生的现实原因，也是东西方生态批评学者面对的共同的历史语境，但是东西方学者回应生态危机的方式是有所不同的。 西方生态批评学者具有强烈的比较文学学科意识，即跨学科、跨文化甚至跨文明意识，这种“跨”的特性是西方生态批评的显著特征。具体来说，无论在建构生态批评理论还是从事生态批评学术实践，西方生态批评学者都表现出较强的跨学科、跨文化意识，并且认为这种“跨”的特质是基于生态整体主义(或曰生态中心主义)哲学的整体观、生态学相互联系的观点，其跨学科性是与基于机械论、二元论和还原论的传统文艺研究模式之间的重大区别。一方面西方生态批评跨越学科界限对自己的文化中的反自然因素进行痛苦、彻底的反思与清理，涤除自己文化中的反生态因素，同时也从跨学科的角度阐发人与自然的亲缘关系④。另一方面，西方生态批评学者还大胆冲破自己的文化圈，走向曾被“他者化”、边缘化的文化，比如，他们走向东方的道家、儒家、佛家等，旨在吸取别样的生态智慧，改造他们的人类中心主义自然观，绿化他们的文化生态，实现文化自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