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3180(2008)02-0089-12 美学或艺术哲学作为艺术的历史与实践上维持的一种变化发展的话语，其张力维持的界面，在横向上是在艺术实践与非艺术实践；纵向上是先前的艺术与现时的艺术，艺术的审美本性为相对稳定性的轴心，由此分裂出审美主义与去审美化这样两种相反的极端倾向。艺术的审美本性与审美主义不是一回事，前者是指艺术之为艺术的一种固有属性，这种属性虽不是唯一的，却是带有本质规定性的，如果没有这种属性艺术就失去自身成为其他东西了；后者是在特定历史时期出现的一种创作思潮和艺术理论。 一、什么是审美主义 审美主义(estheticism)从现代到后现代已经被说得很多，这个似乎简单的问题批评界和美学界对它却有着不同的理解，特别是它与艺术的审美本性及去审美化问题缠结在一起，为纷繁奇幻的艺术现象所笼罩，变得更为复杂。“审美”从人类的一种对象性活动形而上地提升为一种“主义”，不仅意味着一种范畴高度，还带有一种思想的历史形态与实践的现实化形态。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和不同角度，主要是从美学思想史和艺术创作实践这两个大的方面，来把握这样一种美学思想潮流和艺术实践倾向。从美学思想史方面而言，有人把康德-席勒的美学思想作为古典美学之审美主义代表，这是不准确的。审美主义的主要特征似乎也有一个普遍能接受的界定，那就是主张艺术以审美为唯一目的，进而以为人生应以艺术与审美为至高境界。这种对艺术审美本性的极度推崇带有排他性偏颇，那就是通过排除艺术和美之外的东西对艺术和美提纯，以为其他东西搀进艺术之中就会妨碍审美的高尚情趣。席勒的美学，正如我曾说过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美学，即他把审美的追求作为人之为人的一种带有本质性的规定，那就是唯有通过审美的游戏冲动(或形式冲动)改造单一理性冲动与感性冲动的片面性，方能克服人的异化，使人成为全面的、自由的人。这种人本主义的美学思想看来把审美的位置提得够高，为什么不能说是审美主义的呢？因为在席勒的美学思想体系中艺术和审美的高度与其他非艺术领域的高度互为手段和目的的，也就是说审美不是排他性的。比如对于政治自由来说，审美是手段，在席勒看来，审美游戏和艺术的美育作用是实现政治自由的唯一途径。对于道德也是如此，他提出通过审美的人上升为道德的人来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因此艺术有以审美为手段实施道德教育的作用，道德与艺术有互为目的之关系。[1]也许可以把审美主义的古典美学源头追溯到康德的“纯粹美”和审美无功利说那里。康德的这一有关思想确实为后来的审美主义所利用。但是康德不是以纯粹美为美的唯一模式，他还提出“附庸美”作为补充，并且他以“人为目的(自然向人的生成)”。人是以实践理性服从道德的绝对命令的主体，主体的审美判断力(美感)是以观念所支持对自然美形式上的“合目的性”的认知。康德以目的论把人之为人与美之为美沟通起来，虽然没有达到席勒那样的辩证统一，但以二律背反有别于审美主义的“艺术和审美以自身为目的”。在康德，美感在本质上是对形式合目的性的认知，然而“形式合目的性”之“目的论”不是以审美为唯一自身目的和艺术的目的，这个“目的”是无目的之自然向着有目的之人的生成。有目的意识的人从无目的意识之自然万物陈陈相因变幻有序之美的形式中看出了自己(人)的目的，美感由此而生。因此，从目的观念来看，康德的美学思想也很难说就是古典的审美主义，正如把他作为一个美学形式主义者未免多少有些片面的误解。 对于审美主义的较多关注集中于它与现代性的联系是正确的途径，但是现代性在其早期与后期和晚期迥然有别。早期的现代性与古典的启蒙主义相连接，带有强烈的人本主义色彩，如席勒和康德，以对政治的人道主义改造为艺术和审美的目的。这种美学和艺术观念贯穿于文艺复兴到现实主义和早期浪漫主义。审美主义的真正发生应是这一早期现代性的结束。作为一股艺术创作实践和美学理论思潮的审美主义普遍地覆盖着19世纪的欧洲，过去被汉译为“唯美主义”。汉译“审美主义”比“唯美主义”更贴近estheticism这个字，它包含着唯美的意思。除了强烈的形式主义倾向之外它还与精英主义(Elitism)有着同源性，表明这股美学思潮与西方市民社会结构的关系。审美主义以对艺术审美本性的推崇代表着欧洲上流社会的高雅情趣，被冠以“精英艺术或优美艺术(Elite Arts or Fine Arts)”。Elite这个字与Fine同义，表示某种美学优雅之巅峰状态。Elite一语在后现代突出了它的贬义。它的来源，正如“贵族”“上流社会”“中产阶级”这些用语在描述社会结构时可以是中性的，而置入社会批评或文化批评中便显出鲜明的价值色彩，并从前后现代的正面性渐渐向后现代的负面性转化。在一般意义上，“精英”意味着通过知识和教养上的严格训练，在社会培育出一群出类拔萃高人一等的人物。这个字在更早市民社会中的特殊意义在于表明，早期资产阶级作为“第三等级”不满足于自己的经济上优裕的地位，在文化上也要与被他们推翻的贵族齐头并进，使自己“贵族/精英化”，大学便是培育现代精英的最佳园地。正如我国步西方上一世纪初的后尘，今天某些名牌大学标榜办学方向为造就“精英”，如特意为此开设了西方视为贵族化体育运动之“高尔夫球”课程。这种精英意识或精英主义在审美文化上演化为现代社会的审美主义批评标准，但是在后现代的西方世界渐渐落伍，成为被颠覆的东西。 “精英艺术或优美艺术”把片面理解的康德美学之非功利和形式主义发挥到极致，在创作上对形式美特别是语言修辞技巧方面有极高的追求，主张把对纯艺术美的追求作为艺术的内部规律，强调艺术本身就是艺术的目的之自律论，拒绝一切作为艺术之外的宗教、政治、道德和社会历史的目的。正如20世纪初，从英国批评布拉德雷提出“为诗而诗”到作家王尔德的“为艺术而艺术”为代表。这在一定程度上理论化为英美“新批评”思潮的主要主张，不同程度影响到同时期叶芝、艾略特、济兹、华兹华斯等一代英国诗人的创作(拜伦、雪莱、蓬斯以及现实主义的狄更斯等不在此列)。稍后，韦勒克和沃伦在理论上加以总结为“新批评”之文学原则。他们所著《文学理论》一书对艺术品的定义为：“一个为特别的审美目的服务的完整的符号体系或者符号结构”。[2]7-8他们认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统一于共同的审美目的。因此，文学研究如果偏离了这一目的，“将文学与文明的历史混同，就等于文学研究具有它特定的方法”。[2]145-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