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语言与意义 元语言是文本完成意义表达的关键：意义就是“可翻译性”，意义的存在条件，在于可以用别的语言解释。而任何“翻译”，不管是翻译成外语，还是翻译成“解释语言”，都必须依靠各种元语言，依靠能使文本在阐释活动中显现为意义的一套规则集合。 阐释者使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就会得出不同的意义，反过来说，阐释者得出不同理解，原因就在于使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不同的阐释者完全可以采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这就是为什么同一文本能产生无穷的歧义；同一个阐释者也可以前后使用不同的元语言集合，这样他的理解就会先后不同，他改变了对文本原先的理解。 这些元语言产生的歧义，是元语言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来每次阐释所用的元语言集合，构成可以很不同。但是本文要讨论的，是一种特殊情况：在同一个阐释主体的同一次阐释努力中，使用了两套以上不同的元语言集合，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尤其是当两套元语言集合产生完全相反的意义，会不会一个意义取消另一个意义？如果两套元语言集合同样有效，两个冲突意义并立，文本将如何在阐释中立足？这就是本文标题所说的元语言冲突导致的“阐释漩涡”。 本文将仔细讨论这种元语言冲突的符号学发生机制，探讨它在文化运作中起什么作用，尤其是在意识形态对社会文化的调控中起什么作用。实际上元语言冲突造成的阐释漩涡，在当代文化中极为普遍，只是学界没有注意。迄今为止，无论是在文化学、语言学实践中，还是在符号学学理上，不仅中国学界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世界符号学界也没有人论及这个问题。 自从上世纪初语言学界、符号学界提出“元语言”概念，至今关于元语言的文献已经汗牛充栋，但是从来没有人谈到过元语言冲突。其原因是，至今学界认为不同元语言分布在不同层次上，上一层元语言的产生，目的是为了消除、解决下一层语言(该元语言的对象语言)中出现的矛盾冲突。这样一来，元语言之间，从分布位置上，从功能定义上，就排除了冲突可能。 因此，本文对同层次元语言集合冲突的讨论，不得不是探索性的。 二、“断无不可解之理” 元语言不仅是意义实现的先决条件，也是意义存在的先决条件：面对一个文本，任何阐释努力背后必须有元语言集合，这样文本才必定有意义可供阐释：文本并不具有独立的本体存在，文本面对阐释才存在。 那么，阐释者怎么知道某个文本必定有意义？怎么知道他的阐释努力必定能取得一个意义？因为阐释者总有一个元语言集合可用，而元语言集合产生的目的就是从文本中推压出意义。此言听来似乎是因果循环，实际上却是人类符号表意中的一个根本性悖论：不是信息要求相应的元语言来阐释它，而是元语言强迫信息产生可解的意义。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曾经指出过：用语音拟声与拟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本方式。语音拟声，是正常的语言功能；语音拟意，却非常特殊，钱先生称之为“拟声达意”：“象物之声，而即若传物之意，达意正亦拟声，声意相宣(the sound as echo to the sense)，斯始难能见巧。”① 钱先生是在讨论《诗经》时提出这个概念的。《诗经》用于形容“忧心”的叠字很多，摘抄部分如下： 我心惨惨(《大雅·抑》)；忧心炳炳(《小雅·頍牟》)；忧心奕奕(《小雅·頍牟》)；忧心殷殷(《小雅·正月》)；忧心钦钦(《秦风·晨风》)；劳心博博(《桧风·素冠》)；忧心惙惙(《召南·草虫》)；忧心忡忡(《召南·草虫》)。 《尔雅·释训》认为“殷殷、惸惸、忉忉、博博、钦钦、京京、忡忡、惙惙、炳炳、奕奕”，都是一个意思：“忧也”。但是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惨惨”、“忡忡”)后世获得形容心情的固定意义，其余只是对“忧心”的一种“拟音”，实际上任何字音都可以用得。如果要问无意义的词如何能表现“忧心”？原因很简单：文本已经指出了它们用来表达“忧心”，上下文的压力，迫使它们不可能有别的意义。 同样，“香稻啄余鹦鹉粒”为什么必须是通顺的诗句？因为诗歌解释的元语言迫使其混乱的词序重构到可理解的程度；乔姆斯基在1957年造出来挑战语法概率论模式的句子“无色的绿思狂暴地沉睡”②究竟为什么有意义？赵元任在他的名文《从胡说中寻找意义》中证明：在释义压力下它必须有意义，不然信息无法完成表意过程③。《爱丽丝奇遇记》中爱丽丝在国王房间中发现的那首胡诌诗(“Twas brillig，and the slithy toves……”)整篇音韵铿锵煞有介事，却无一有意义的词，为什么批评家R.P.布莱克穆尔盛赞此诗是“艺术中成为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的整个运动的先驱”④？徐冰的《天书》两千字中，没有一个能认出的汉语字，为什么有七十多篇论文讨论其意义？因为艺术文本本身改造了阐释元语言集合，使它对这个传统上认为无意义的文本施加了强制性压力，迫使它们不得不产生意义⑤ 因此，当阐释面对一个“无法理解”的文本，阐释者会从各个方向收集元语言元素，直到藉此生成的元语言集合对文本产生足够的压力，迫使它产生意义。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也”。何文焕在《历代诗话索考》一文中反驳说：“解诗不可泥……而断无不可解之理”⑥。“泥”就是纠缠于不可解的、表面上不通的文字，实际上各种元语言因素的效应，完全能使阐释摆脱字面意义的纠缠。元语言因素积累达到足够的压力，就不存在“不可解”的文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