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生活在特定时刻的人来说，语言是一种由各种规则构成的稳定的支配性结构，而在不同的时刻，语言将把自身显示为一个动态的变迁过程。标明这一变迁的不仅是构成语言的那些物质性材料的变动（如语音的变化、词语的增减等），也不仅是语言内部的那些规则的转移（如语法和词义的分配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语言自身在其整体性的构型法则上所经历的差异。在这里，我们将以福柯（M.Foucault）和杰姆逊（F.Jameson）为中心来讨论后者，他们分别将这一构型法则命名为语言的存在方式与语言逻辑，在知识考古学和政治经济学的水平上表达了这些差异。 一、福柯的“认识型”概念和语言的存在方式 福柯的《词与物》，作为一部“人文科学的知识考古学”著作，以“认识型”（episteme）作为其核心概念，考察了不同时代诸人文学科知识的变化及这些变化的条件。用福柯自己的说法，认识型“显现的是知识空间内的那些构型（les configurations），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①，而语言学作为经验知识的一种，成为认识型在其中运作的一个肯定性领域。 关于“认识型”，阿兰·谢里登在《求真意志》中确认它蕴含着两个假设：第一个假设是，特定时代的一切知识活动都服从于特定的知识准则的规律；第二个假设有关于年代学，它对应着或者说它首先就是对历史的断代的表述。② 从第二个假设出发，谢里登将福柯《词与物》中的年代学系列理解为文艺复兴时期、古典时期和现代时期这三个时期。但事实上，如同杰姆逊所言，“福柯具有重要意义的知识考古是以四种历史时期为基础的”③，在现代之后，福柯标明了另一个时期的存在。并且也不同于谢里登将第一个时期仅仅指定为文艺复兴时期本身（16世纪），福柯的这第一个时期所涵盖的是从古希腊和《圣经》开始而至16世纪末的全部历史，而文艺复兴时期仅仅作为这第一个漫长时期的标志时期。通常被称为“文艺复兴时期认识型”的第一个认识型的“相似性”原则，“直到16世纪末”，“在西方文化知识中一直起着创建者的作用”④，而这种相似最初来源于上帝本人把语言赋予人类时直接把名词置于被指称的物上，并且这种认识型中的语言作为一种符号体系自从斯多葛主义以来直至16世纪一直具有相同的单一形式，因此对于福柯，第一个时期同时也是古典时期以前全部历史的总和，因此可以称之为“前古典时期”。至于第四个时期，福柯没有给出一个类似于“古典时期”、“现代时期”一样的命名，没有像对第二、第三个时期那样给出一个明确的起始时间，然而福柯确定了第三个时期现代时期的长度“一个半世纪”——正是从第二个间断性19世纪初至20世纪中叶，尤其是福柯确定了现代时期的主题“人”在现代时期末端的消失（正在消失），从而第四个时期就在福柯那里以预言的形式获得了确立。杰姆逊提出这是“第四个时期”，但同时认为因为这个时期是“一个朦胧却富有预言的领域”，因此“它自身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历史时期而实现”，并且可以被视为“相当程度的反现代”而“与后现代不同”⑤。然而暂不讨论杰姆逊赋予的“反现代”和“后现代”之间在质的规定上的差异，就年代学而言，在福柯那里，全部的历史就是一个由前古典时期、古典时期、现代时期和后（反）现代时期所组成的完整序列，而其中的分界分别在16世纪末（或者17世纪中叶）、19世纪初和20世纪中叶。 对应着这种四分法的年代学表述，在福柯那里，存在着四种认识型：前古典时期认识型、古典时期认识型、现代认识型和后现代认识型。对应着这四种认识型，又存在着四种知识准则，也存在着四种语言的存在或被理解的方式。 前古典时期的认识型以“相似性”为构型原则，在其中展开的世界以物与物的相似成为重复而无限延伸的链条，而语言一方面作为相似性的标记揭示这种相似性的关系，同时作为世界的一部分即作为物被置于相似性的链条之上。就前者而言，认识语言成为认识物的前提，或者说语言就是关于物的初始的大写文本；就后者来说，语言具有自身神秘的如同物一样的厚度。因此前古典时期的语言就是一个三元的符号体系——能指（词）、所指（物）和“关联”（类推关系或者说相似性关系）——的一部分。 古典时期，认识型的构型原则转换为“表象”，符号体系从三元的组织成为二元的排列即只剩下能指和所指，从而语言成为一种透明的中性的功能——对物予以表象的功能，它是表象直接的和自发的展开，表象首先正是在它上面才获得了自己的初始符号，建立一些同一或归属关系。人们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认识世界的物，语言在古典时期处于一个根本的位置之中，它作为表象的表象性指明一种指称关系，成为对种种表象进行表象的初始的、不可避免的方式，它是一个秩序在世界的种种表象中的首次显露。在这里，语言把名词赋予给物，并在这个名词中去命名物的存在，并当语言被引导到这个名词，语言就被名词吸收从而消失，因此，存在的是一个“大写的名词”。 在现代时期的认识型——福柯没有对它的构型原则予以命名，而是给出它“人的诞生”的主题——中，语言不再是认识的工具而变成认识的对象，它重新获得了自身不透明的与深度的存在，展开了只属于自己的历史、法则和客观性。由此，语言成了意义一体系的对子，一方面人作为讲话主体获得了对意义的表达，语言总是在认识主体的一侧涌现出来（因此它要求一种阐释方法，使语言在自身以下的地方讲话），另一方面人的表达总是在一定的体系内才有其可能，即在哪怕讲出一点点言语之前，已经接受语言的统治（因此它要求一种形式化技术，控制任何可能的语言）。 在不能作为时期的后现代时期，“人之死”成为逐渐展开的现实，语言断绝了和认识主体之间的关系，它不再谈论人本身，而依据认识的纯粹形式而被说出，亦即意义随着人的死亡走向终结，意义—体系的对子就只剩下体系作为无意识的内容存在（随之而来，阐释放弃了对形式化的抵抗，成为形式化技术的一部分）。语言重新聚合，作为一种想具有基础价值的实证性，要求一种虽我们应该加以思考但我们尚不能加以思考的同一性，从而成为一个绝对的存在，一个巨大的专制和虚空体系，一种只是围绕着自身的话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