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1-0104-06 当下文学性越来越显现在非文学文本中，越来越依存于大众的日常生活。尽管文学日益边缘化，我们却无时无处不感觉到文学的存在。这或许是时代的特征所致，时代的或文本的不稳定性决定着文学批评的重大变化，由对个别文本的文学解读转向对文化生产方式的分析。“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看来在后现代阶段的今天，我们所研究的对象与其说在个体的文本中，毋宁说是在一个具体文化模式的结构和动态中，其开端是艺术和文化生产出什么样的新系统(或非系统)取代较久的系统。现在文化生产的过程(和它与我们特有的社会构成的关系)才是研究的对象，而个别的杰作不再是研究的对象。”①这种境遇正是中国当下文艺学的现状。它切近的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与消费主义意识形态蔓延的文化现实。现实的急剧变化直接影响了文学知识、话语的生产，并在多元文化空间形成了特有的奇观。读图时代、文化的视像化使得文学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文化意义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尽管文学热点不断、文学畅销书动辄百万册印刷，甚至有文学图书突破性的版权输出)，影视、广告、互联网等新媒体文化已经替代文学成为新的主导性的意义源，也取代了传统知识分子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部分教化职能。现实及其知识语境的变化使“传统”文学研究范式(文学理论及其批评)不得不发生转向。审美泛化使审美/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日益消弭，文艺/审美活动已远远超出所谓纯文艺范围，而渗透到大众的日常生活，艺术活动场地远远逸出与大众日常生活相隔离的高雅艺术场馆，显现于诸如城市广场、购物中心、百货超市、街心花园、健身美体休闲中心、网吧、咖啡馆等日常生活空间。文学的“自律论”及其研究和批评方式越来越捉襟见肘而力不从心，甚至越来越乏力以至于丧失话语权，在文化权力重组中逐渐边缘化甚至淡出。基于此，不少学者指出文学研究的出路在于正视审美泛化、文学性扩张的事实，密切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文艺活动，及时调整、拓宽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这就是所谓文艺学的“扩容”。惟此，有些学者试图通过重建文学-社会研究范式，使文艺学在现实中重新获得话语权和有效性。 在媒体娱乐文化主导的时代，文化从经典进入非经典和反经典，于是写作的口语化、视像化超过了书面语写作，日益凸显的日常生活感成为时代的合法性标志。从昔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到当下文字的速朽，文字的魅力不再是惊天地、泣鬼神，而是不断生产又不断被覆盖。从敬畏文字到滥用语言，语言成为随波逐流的无思平台；从诸神的诞生到神死了，大写的人死了，知识精英死了，剩下的是小写的人和自足的人；从乌托邦到日常生活的世俗化，生活舒适成为幸福的别名；从理性中心到感觉欲望中心，整个世界和文学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整体偏移，身体感挤压精神成为时代的标识。今天文学的经典阅读和阅读经典都发生很大变化，伴随电视、互联网长大的一代，除了在语文课堂上阅读纯文学作品之外，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是看着电视、电影，听着流行音乐和浏览网页长大的，非经典作品往往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文学素养。随着传统经典作品权威地位的衰落，经典概念愈益泛化，在多元文化激荡中重新确立“经典”的定义和内涵成为一种必然。 有学者指出：“人们认为，当一部作品是否合乎经典的问题，被摆到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这样的突出位置上(正如实际情况那样)，学生才会更聪明地领会：一部文学作品被称作经典作品究竟意味着什么。”②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文学经典正处于不断重构中，经典背后的各种文化力量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我们并不一定要在新经典与老经典、文学或人文主义与理论这些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才能使我们的文学教学收到比今天更好的效果。我们不必消除机构特征危机也能使其在教育方面和文化方面产生建设性的作用。然而这种危机必须被公开化，而理论就是使我们此刻正经历的那种危机公开化的那种语言。”③面对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文艺学如何做出自己的理论选择和价值评判。 学术的点滴进步都是在突破常规中实现的。在当下审美泛化、文学性无处不在的大众文化语境下，文艺学的学科范式遭遇危机而陷入理论困境，如何突破既定范式寻求转换的契机，成为学者们竞相说话的机缘。回顾几十年来的文学研究，文艺学确实在对经典文学的细读、解读基础上建构了一套游戏规则，在现代人文学科构架中形成了文学研究的语言学模式和专注审美特性说，它的前提条件就是现代性的“分化”原则。而在“后”语境下，文学研究早已逸出自身的边界，因拓展文学场而成了文化研究的一部分。有人断言“文学的终结”、“理论的终结”，是“终结”、“衰落”还是范式转型？有学者提出这样一种转型的轨迹：文学理论——理论(大理论)——后理论(小理论)，这在西方的文学研究中也许是事实，但在中国目前仅仅是一种假设或构想，至多是一种走在“途中”的现象。文艺学在中国的文学研究中仍有生存空间和学术增长点，仍有发展的现实基础，它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进行范式转换，与其说是某种转换，不如说是新的历史语境下的重新建构(创造性生成)，其研究重心仍旧落在“文学”上，而非抽象的“理论”或无所不是的“文化”上。在此语境下，我们不得不问：文学经典不再，传统的文学理论范式失效，文艺学何为？ 这些年来，中国的文学理论始终未能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径，而遭遇着来自西方的话语和各种思潮的掣肘。在全球化语境下，相互影响和深入交流本不足怪，但缺失独立向度的交流只能淹没我们，依附于异质理论后面充当爬虫，而发不出或很少发出自己的声音。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艺学界所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文艺理论的西方背景与中国文论话语之间的矛盾，乃至产生了中国文艺理论“失语”的焦虑。当下则是面对急剧变幻复杂的文学现实和文化研究的大肆入侵，对文艺学何为的焦虑。这种焦虑主要来自当前的文化境遇，它既有技术的现实动因，又有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危机。从经典艺术精神中衍生的以文本研究为中心的经典文艺理论和理论的普适性诉求为特征的范式，遭到了全面冲击和挑战，此范式遮蔽了对文艺生态多样性的认识，逐渐形成对文艺活动多样性的压抑，而难以有效阐释当下多样化的文学现实。文化研究的兴起使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一些边缘化的、地方性的文学力量进入新的历史语境，共同融通于当前的文学场。文艺学研究需要从经典的、普适性的理论观念到非经典的多元理论观念的转变。惟此需要将文艺学视野扩展到生态学、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文化学等相关学科所关涉的各种文学问题中，把经典理论所压抑、遮蔽或排斥的对象和问题吸纳进来，形成生态完整的鲜活的动态语境，从而构成多样化、生态化的研究领域，使文艺学学科建设获得新的生长点和强健的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