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首20世纪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说它是一个“语言学的世纪”，似乎并不过分。这种说法意在强调语言学作为一门学科或一种特定的方法论，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大到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小到文学研究的诸多命题和概念，“语言学世纪”的回响不绝于耳。作为研究语言艺术的文学理论，语言学的影响更是强势，以至于不少理论家坚信诗学（文学理论）应是语言学的一部分。雅各布森曾断言：“诗学讨论的是词语结构问题，恰如画的分析关心的是画的结构一样。由于语言学是一门有关词语语言结构的总体科学，所以说，诗学也就被认为是语言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① 托多洛夫的说法异曲同工：“语言学是一门关于语言的科学，而诗学则是企图成为关于一种言语作品的科学。……由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诗学从迈出第一步起，直到将来能够为言语立出新的定义并以此指导其他科学为止，都离不开语言学的概念和方法。”② 德·曼的说法更加肯定，他认为只有当文学研究建立在语言学基础之上而抛弃了非语言学的考量时，现代文学理论才出现③。 诸如此类的说法俯拾即是，我们能从这些说法中解析出什么深义呢？说20世纪文学理论深受语言学的影响只是一个事实描述，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此一影响对文学理论的范式形成和转变是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语言学转向：从哲学到文学理论 今天，“语言学转向”已经成为人文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流行说法。自1967年罗蒂主编的《语言学转向》一书面世以来，此一观念已被广为接受④。那么，这个转向究竟意味着什么呢？罗蒂的说法最为简洁：“所有哲学家是通过谈论合适的语言来谈论世界的，这就是语言学转向。”⑤ 在他看来，这一转向是对传统哲学的反动，因为传统哲学探究的问题是一些由常识信念引发的问题。但以往的哲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维特根斯坦一语中的揭穿了这个问题：“我之语言疆界即我之世界疆界。”⑥《语言学转向》出版二十年后，罗蒂在该书新版跋中更加明晰地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就语言学转向对哲学的独特贡献而言，我认为这种贡献根本不是元哲学的。实际上，它的贡献在于帮助完成了一个转变，那就是从谈论作为再现媒介的经验，向谈论作为媒介本身的语言的转变，这个转变就像它所表明的那样，使人们更容易把再现（representation）问题置于一旁而不予考虑。⑦ 罗蒂强调从再现论向语言论及其行为的重心转移，从分析经验到分析经验的媒介，这就是语言学转向的重心所在。假如说过去的哲学家们讨论的是经验、观念和意识问题，在维特根斯坦把全部哲学问题转化为语言问题后，哲学讨论的焦点便合乎逻辑地转向了语言本身。在我看来，语言学转向除了罗蒂所说的意义外，其实还有更加复杂的内容。比如有学者注意到，这一转向将思考从经验移向语言，它同时还伴随另一个重要转变，那就是从私密的个人的内心意识向公共的语言现象或行为的转变，这就使得思考的东西面对具体的、实践的和社会的现象，而不再是难以把握的个人私密精神现象⑧。 从文学理论在20世纪的范式建构来看，我们可以概括出语言学转向出现了两次：第一次转向从世纪初到60年代，呈现在从俄国形式主义到捷克布拉格学派、英美新批评和法国结构主义的理论探索中；第二次转向则出现在后结构主义之中。前一次转向建构了分析抽象语言系统和规律的理论范式，后一次转向则反其道而行之，将抽象的语言转换为实践性的话语，完成了以话语为范式的理论建构。我们有理由把前者看作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文学理论范式，而后者则可以视为后现代的文学理论范式。 我们先来说说第一次转向。自俄国形式主义以降，文学研究的对象、方法和学科一再被重新界定。其主导风向是强调文学研究应不同于非文学的研究，焦点应集中到使文学所以为文学的那些东西上来。用雅各布森经典的话来说，“文学科学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也就是说，使一部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东西”⑨。雅各布森形象地把以前的文学研究者描述为非专业的警察，他不是有针对性地去抓捕嫌犯，而是把路过的人都抓起来了，结果是缘木求鱼。比如，文学史家在文学研究中舍弃了文学，而去关注个人生活、心理学、政治、哲学等问题，这并不是科学的文学研究。这里有两个要点：第一，诗学首先要确立独特的研究对象，进而把那些与文学性无关的东西从文学研究中驱逐；第二，诗学亦即“文学科学”，其研究对象决定了它隶属于语言学的学科特性。诚如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代表人物埃亨鲍姆直言： 传统的文学家们习惯于把研究的重点放在文化史或社会生活方面，形式主义者则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面向语言学，因为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是一门跨诗学的科学，但是语言学是依据另外的原则探讨诗学的，并且另有其他的目标。另一方面，语言学家也对形式方法感兴趣，因为诗歌语言现象作为语言现象，可以视为属于纯语言学的范畴。⑩ 文学研究“属于纯语言学的范畴”，这一判断是20世纪文学理论的一大发现。尽管文学研究从来离不开讨论语言，但不同的是，只有到了20世纪，现代语言学的长足发展才可以为这一研究提供科学的方法论和观念。所以俄国形式主义把文学研究的学理根据挪移到现代语言学上是合乎逻辑的，他们要研究的不是语言所构成其他非文学的方面，而是语言本身。这一方法论的转变与罗蒂所说的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如出一辙，是一种所谓的“本体论的转向”（罗蒂）。当哲学家不再思考个人经验、意识、精神和心灵等问题，转向语言及其行为的考察时，我们说语言学转向在哲学中实现了。同理，当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不再关心作家心理、生平、历史与文化，而转向文学作品的语言结构时，文学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也就出现了。这就是文学理论的第一次语言学转向，它始于俄国形式主义，越加彻底地贯穿在布拉格学派、新批评和结构主义的理论取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