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州大学尔湾分校批评理论研究所: J.希利斯·米勒(J.Hillis Miller),杰出教授, 前美国现代语言协会主席(1986)。 佳布利尔·施瓦布(Gabriele Schwab),教授,所长。 林登·巴雷特(Lindon Barrett),副教授。 崔贞茂(Chungmoo Choi),副教授。 中国学者: 金惠敏: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汪民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冰逸:美国耶鲁大学艺术史系 金惠敏:非常高兴在这里又见到诸位,我们的古话叫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也感谢《中华读书报》提供了这次对谈的机会。这家报纸在中国读书界颇具影响力,是在知识分子当中流传最广的一份读物。各位要在中国进行一次“理论旅行”,它是最好的“旅行社”。当然,今后我们也要多多地到美国去“周游”。“理论旅行”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双向的。记得去年一个暴雨滂沱的夜晚,汪民安和米勒教授、施瓦布教授在北京有过一次愉快的交谈。汪民安对这次谈话一直记忆犹新,我想他还有更多精彩的话要说。现在就由他来启动这次“旅行”吧! 汪民安:我就从问题开始吧!米勒教授和施瓦布教授以前都来过中国,同中国同行有一些接触,而这次却连续参加了几个会议,也读到了中国同行的论文,而且主要的是,您们这次接触到的中国同行不仅人数较多,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基本上反应了中国批评理论(在中国,批评理论通常被称为文艺学)的大致现状,我想知道诸位对中国同行的印象,尤其是想知道美国批评理论界和中国批评理论界的兴趣差异。 米勒:我这几年多次来过中国,前几次只是跟少数的几位中国朋友见面,因为这几位朋友也经常去美国,对美国的理论现状非常熟悉,所以我们的谈话多数涉及到的是美国理论界。这次因为参加会议,同中国学者的接触面就大得多,从他们的论文题目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研究兴趣所在。我的一个大致印象是,美国批评家关注的一些话题,中国学者也同样关注,比如全球化问题,后殖民问题等等。但我个人更多地想听到另一些问题,比如说,我在会上就特别想了解中国一些重要批评家的批评风格,我想听到一些更细致更具体的问题。如果在美国有一个与此类似的学术活动,肯定会有不少人专门研究某一个重要理论家的批评方式,比如像詹姆逊这样的批评家,会有专人研究他的阐释风格,他的批评语言,他的论述思路等等,一个重要的批评家肯定会有其独到和殊异之处。在会上,我很遗憾地没能听到中国学者在这方面的工作。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普遍事实,我个人希望批评家和理论家做的研究应具体、应细致。比如对尼采的研究,有人可以用几句话几分钟概括完毕,但有人却要花费几年几十年的时间,谁的工作更有价值当然十分明了。 黄冰逸:中国批评家不研究这些具体的问题有很多原因,很重要的一点是,在目前,我们很难找到风格非常明显突出的重要理论家。实际上,像米勒教授所说的研究批评家风格这样一个具体问题,在中国是相当普遍的,但都是对以前的批评家的研究,比如对王国维的研究,无论是论文还是专著都非常多,还有《文心雕龙》的研究也是如此。但王国维,刘勰这些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现代批评家,都是用古汉语写作的旧理论家,在目前似乎还很难发现自成体系有很大影响力的批评理论家。 米勒:还有我发现中国学者的论文在提出一种观点时,几乎不涉及前人在此论题上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是自说自话,给人一种很独创的印象。在美国学术界,我们在讲自己的观点之先,都要讨论一下别人的看法,比如说,海德格尔是如何说的,德里达又是怎么说的。技术上说,我们的论文有很多注释。当然,论文的写法也无什么一定之规。 金惠敏:说来惭愧,这个问题在中国批评界由来已久,大约至少有50年的历史吧。原因主要还不在于我们缺乏理论的历史知识,而是我们有一个指导观念,以为别人的东西对于我们可有可无;再者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重理论而轻学术,而且以为理论无须以学术为基础,理论就是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过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那种无视他人劳动成果的作法开始遭到抵制,例如前不久中国有多家历史研究方面的刊物联合发表声明,要求专题研究必须有研究史的概述,否则不予受理。批评理论界的动作稍慢一些,因为这种学风原本是理论界带坏的。不过现在大气候已经形成,理论风气的转变肯定为期不会太远。 施瓦布:说到中美两国批评家的理论兴趣的差异,我想强调一点的是,美国批评界现在有一个十分明显的转向—很多中国学者对此十分了解—即转向历史的和政治的批评,具体说来,理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种族、性别、阶级、身份等等问题,很多批评家的出发点正是从这类历史化和政治化问题着手从而展开他们的论述的,一些传统的文本也因为这些新的理论视角而得到了重新阐发。这些阐发和批评同样作得很细、很具体,它常常落实到某一部具体作品的某个具体细节。在这方面,中国批评家和美国批评家有很大的差异,中国批评家似乎是将审美作为批评的出发点和归属。从会议提交的论文看,不少论文都将文学批评定位于审美诉求。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中国批评家的题目都非常非常的大,都像是一部理论体系的纲领,比如“对话诗学”、“中西文论比较”、“中国诗性文化”、“神学美学”、“文论大趋势”等等,这些给人的印象都是大部头著述的书名,好像都是在建构体系,组织大叙述。我不知道中国批评家在这方面的研究进展如何,但是在美国,这样的题目在三四十年前就没人做了,这次我看到了这么多这样的题目,我一方面有些惊讶,另一方面又有些陌生,同时也有些叹服,像这样的一些课题,有些恐怕要倾其一生去作,同时还不能肯定地说一定会有所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