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文化研究作为一种话语出现在60年代早期。在撒切尔、里根和马尔罗尼开始摧毁社会服务和民主力量并破坏社会民主之际，文化研究有什么含义？文化研究的计划在21世纪会如何改变？ 答：文化研究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英国就有了文化研究，但在60年代和70年代都没有引起美国知识界的广泛注意。这也许与当时美国知识分子在对待左派政治，尤其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问题上表现出的紧张和焦虑态度有关。80年代，美国知识分子开始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重新发现”。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受到了四种文化现象和政治思潮的影响：1）国际保守势力，如代表社会政策和政治权威的撒切尔、里根和马尔罗尼政府进行了联盟。知识分子对这一现象的普遍关注，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认识，使知识分子内部产生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常常是互为矛盾的）。2）一些原本已经被保守势力边缘化的学派， 如女权主义，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民族研究，后殖民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也纷纷结为同盟。3）知识分子对于通俗文化、 传媒、“非经典”文化的表现形式、以及身份问题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认真和关怀。4）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文化研究及有关争论具有深远的政治影响。以上四个因素使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文化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一场具有个体特征的知识运动。它们不仅有别于6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而且对80年代和90年代的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转变性的影响。21世纪文化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在更大范围内团结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力量，这将有助于改变教育政策，重新肯定弱势经济和弱势文化的需要和权利。此外，要把经济地位导致阶级矛盾的传统观念重新理论化，使人们认识到，因种族、性别和性爱倾向形成的等级观念，实际上是一种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权力系统。21世纪的文化研究还将始终如一地呼唤民主权利。除了呼吁在教育、就业、法律、政治等领域推行平等参与的传统口号外，还将支持在信息和技术产业方面实行平等共享的原则。 问：就后现代主义而言，福柯提出历史摆脱了十分贫乏的指涉概念。确实，后现代主义暗中破坏指涉的观念或非常有害的指涉物。指涉性何以必须重新思考？是否在破坏了指涉性之后现在应该重构指涉性？ 答：通过分析非指涉性在后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中的正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后结构主义关于指涉性批判以外的一幅图景。福柯、德鲁兹、瓜塔里、德里达、利奥塔、以及其他许多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先锋代表，都认为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依赖于一个指涉性的神话。然而，在“后期资本主义”经济中，指涉性的消亡常常在资本扩张以及资本在后工业化过程中的生产、定价和流通环节发挥作用。语言学意义上的指涉性，哲学范畴的基础主义，以及工业社会的商品化现象，通过复杂的方式不可避免地与现代性发生连结。因此，我们必须把语言学意义上的自我指涉和哲学范畴的实用主义置于与后工业过程相关的各种关系中进行重新理解。在后工业化过程中，“价值”一词的意义不等于传统的“工业商品”，也不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谓的与后工业化有关的“商品化”和“物化”。对后现代社会中“商品化”和“物化”进行重新理论化和再定义是当前知识界面临的紧迫任务。 问：许多批评家指出，正如现代性不同于现代主义一样，后现代性也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是否我们可以说，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是更广泛的概念，近似于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或一种弥漫的情绪，而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指的是表现的风格或特定的原则？可是，按照詹姆逊的看法，后现代主义并不指具体的风格特征，而是指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或者阿尔都塞所说的生产方式。这似乎与上面所说的现代性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差别相矛盾。你如何限定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 答：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时代精神）、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各种特定的思潮、理论立场）之间确实存在着互为区分的界限。但我坚持认为，知识界和文化界关于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思潮大多忽略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运动产生的经济和政治背景。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虽然强调了对统治文化的批判，但它们以一种远远还不为人们所意识到的方式和强大力量使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步入了合理化进程。这些知识运动如何充当了意识形态合理化的工具——以及我们如何才能把合理化功能和行之有效的批评和改革手段区分开来——这样的问题非常值得当今知识分子进行讨论、分析和具体的历史阐释（John Carlos Rowe，“Modern Art and the Invention of Postmodern Capital”，1991）。当然，另一项同样重要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弄明白使这些思潮有别于其它“精神”的原因和方式。一言以蔽之，我们必须分析，究竟是什么样的主流文化和知识辩护使“现代主义”和“现代性”保持距离，使“后现代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生活中处于边缘地位，或者说，保持了一种批评姿态？ 问：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是不可兼容还是可以在同一时间段内共存？当哈贝马斯重新把现代性说成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时，似乎特别与非西方国家相关。正如特里·伊格尔顿不久前所说，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的争论在非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这些文化被拉进后现代西方的轨道，但本身却还没有充分经历欧洲式的现代性。在《时间的种子》里，詹姆逊对公民社会的形成和衰微做了类似的评论。另外世界上还有一些事实：虽然后现代主义在西方是支配性的文化逻辑，虽然多国资本以后现代的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日益渗透到先前的第三世界，但后现代主义在大多数周边国家尚未变成主要的生产方式。是否我们可以说那些国家的文化更接近现代性，或者更迫切地需要现代性？是否世界只允许一种现代性？通过与西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接触和对抗的催化，以前的第三世界国家能否获得非西方形式的现代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