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587(2008)05-0072-08 自上个世纪之交开始的中国文论现代转型走过了一条曲折的发展道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理论重心几经转换，但总体来看以现代性为发展向度的变革与转型仍是中国文论现代发展的大势所趋。学界在对这一历程进行总体描述时一般认为，从历时的角度看，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经历了由第一次现代转型期的多元建构走向强调文论的革命与政治的功利主义的一元主导，再从新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走向新的文论多元取向的曲折发展历程①。 如果我们从现代性建构的角度审视百余年来文论的现代转型，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文学革命的浪潮卷遍华夏文坛之时，初步完成了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建构工程。这一转型过程开始于19世纪后半叶，它以西学东渐、中西文化交流为突出特色，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梁启超的功利主义文艺观是对中国传统功利论文艺观的继承和对救亡图存的历史要求的回应；王国维作为“现代批评的垦拓者”，他的关于文艺的审美叙述更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新形态。梁启超和王国维的文论分别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两种时而交汇融合、时而尖锐对立的倾向和潮流。从梁启超、王国维的对中国文论现代性的初步探索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进入现代文学(文论)现代性的实质性变革，在反帝反封建和科学、民主的浪潮与中外文化的碰撞与交汇中，形成了打破传统文论古典性规范、适合时代与文学的现实发展的各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理论批评范式多元并存发展的新局面：以鲁迅、郭沫若等为代表的具有真正现代性质的文学成了时代文学的主潮，文化氛围的活跃和文学创作实践的发展，为文学理论实现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变革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文学理论在西方文学理论和传统文论的交汇中出现了多维度的转变，文学研究会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与创造社的“为艺术”的文学观的并立分争，代表着这一多元化的趋向。“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两种文学观的逐渐合流，则体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文学理论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必然的发展方向；而鲁迅的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注重功利与审美辩证统一的文学观则以其对文学理论现代转型的贡献，代表着这一时期文学理论发展的成就。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文学理论获得多元发展的重要时期。“为人生的艺术”与“为艺术而艺术”成为文学理论彻底告别古典形态走向现代的优势互补的两种基本文学观念，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的文学理论都在中西文化汇流的大趋势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正是在这样的“狂飙突进”运动中，中国文论告别了古典文论传统，实现了文学/文论以人为中心的现代价值构建，确认了小说、戏剧的社会价值与文学价值；在思维方式上借鉴西方哲学、美学思想与文艺理论，运用系统分析、演绎和归纳的科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实践和相关的理论材料转换文学理论观念与批评范式，从而确立了现代白话文学的写作、阅读、批评规范，“残丛小语”式的、感悟式的诗文理论与批评为科学化的文学话语形态和逻辑严密、体系完备的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探索所取代，随着以文艺理论研究为业的研究者的出现，文学理论研究开始走向专门化，学科形态的文学理论开始逐步形成。可以说，“五四”以后中国文论的发展出现的多次转折乃至新的转型，都建立在这一时期确立的中国文论现代性基础之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上个世纪之交到“五四”这一时期是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的“轴心时代”。 20世纪20年代后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文学的提倡，“五四”时代的“文学革命”转化为“革命文学”，中国文论现代性建构发生了从文论现代性建构中的多元选择向一元主导形态凝聚的重大转折：文学观念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转变成为与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紧密联系的新的功利主义文艺观；现实主义逐渐成为文学理论与创作的主流，融化或消解了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在文学上的影响力；文学批评在功利论的影响下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的主导模式——社会/历史批评。尽管注重文艺审美本性的文艺观在这一时期也有继续的发展，但在汹涌的革命浪潮面前纯文艺论的声音只能局限在革命文学声浪的边缘。这一趋向在后来的战争环境下一步步得到强化。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而，随着国共两党再度联合一致对外，原来在文艺界存在的各种分歧也暂时退居到次要地位，在“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爱国知识分子主动担当了为“抗日”这一当前最大的政治鼓动宣传的职责，文学艺术的现实功能得到比较一致的确认，文学艺术成为直接为现实斗争服务的有力武器，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虽然在这个阶段仍有人在坚持着纯艺术的主张或在文艺自身的范围内做些艺术上的争论，但从总体上看，这个阶段文学理论的发展的主流仍是功利主义，是“革命文学”理论的继续。特别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为在战争状态下的中国文艺指明了方向，促进了解放区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其他领域文学艺术的发展。在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解放区文艺沿着毛泽东《讲话》的方向继续发展，30年代已趋于理论定型的革命的政治的功利主义文艺观进一步系统化和法律化，现实主义的原则在文艺创作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新中国成立后，由于30年代以来“左”的思潮的影响和战争思维的巨大历史惯性，文学/文论继续在“左”的方向有所发展，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走上了一条越来越狭窄的路，终于在愈演愈烈的一路“向左看齐”和文艺界连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走上政治一元化宰制的绝路，文学理论的学科本性全面迷失。因此，在战争思维和“继续革命”指导下的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文论就呈现出一种品质的含混：文艺理论学科形态进一步加强，但对于政治的高度依附性则使其在“解放全人类”的巨型文化想象中丧失了文论现代性应有的人文取向与审美涵蕴，从而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显现为对反现代性的古典道德理性的潜在回归；以唯物辩证法为名行形而上学之实的思维方法导致对一切文艺问题的机械理解，“对立”消融了“统一”，思想钳制泯灭了“百花齐放”；文艺理论家进一步专门化，也进一步政治化，其文化身份的确证不是依据他对文学理论的科学探索，而是依据其革命性、政治性，从而，学术意义上的文学理论研究者隐匿不见了，秉承领导人意志的文艺政策的解说者与发挥者纷纷出现。从这个角度说，50年代到70年代的中国主流文论是一种曲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人为隔绝与传统文论和西方文化、文论的联系、混杂着革命的现代性与新旧古典主义畸形理论形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