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意识的增强，在文艺界，探讨文艺与生态关系问题的文章大量涌现于各报刊杂志，有关生态文艺批评理论也被学者们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应该说这是文艺学呼应时代，“与时俱进”之举。但是，正如任何一门新兴学科草创过程中在所难免的那样，由于学理准备上的相对不足，生态文艺批评中还存在许多有待人们作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在所有这些问题中，认真探讨马恩生态观在生态文艺批评建设中的学理意义显得尤为重要。 一 我们知道，由于上一世纪的历史实践所限制，当时的生态问题不像今天这样突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就生态问题进行专门的系统研究。但是，如果拿他们著作中所表述的生态观来对照当代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可以说，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时代的局限，无愧为人类生态学史上伟大的生态思想家，其先进的生态思想遗产，对于启发当代人类解决生态危机的思路，对于我们构建生态文艺批评理论，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概括说来，马恩的生态观，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生态认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恩生态观的一个最重要方面。马克思看到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他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然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5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在马克思看来，大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类必须与自然进行人道的交往，否则就会损害自己的“无机身体”，破坏自己生命的物质基础。但是，人和自然的交往，不是像动物那样直接生存在自然界中，而是以社会和自然之间的特殊联系方式“劳动”作为中介自觉发生的，是“劳动”将人和自然现实地统一在一起的，所以马克思又说：“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存在物……自然界，无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都不是直接地同人的存在物相适应的”。（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人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让自然以适合于人的需要的方式提供给人，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自然人化”过程。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有过类似的论述。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认识始终是以一种生态胸怀来把握的，他们既看到了人与自然的生态统一性，同时又注意到主体与客体之间动态平衡的生态依存关系。 第二，对于物质生产的合理化和物质变换的新形式的设想。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资本主义生产对人和自然的物质变换过程中，觉察到了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营的工业和农业给人和自然都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认识到了这种开发自然的物质技术和生产工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反自然本性。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2页。）“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注：分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69页，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因此，他主张以良好的物质变换（改变其自发地形成的状态）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应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农业和工业的“更高级的综合”，以代替资本主义性质的物质变换形式。这种物质变换的新形式，在技术和工艺方面要克服人和自然之间的对抗，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方面要克服城乡之间的对立，在社会关系方面，要促进全人类的解放和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类物质生产和物质变换行为的反生态性质，指出了人类在维护自然生态方面应负的社会责任，并且还设想了更符合生态要求的物质变换新形式。 第三，关于物质变换的自然进化后果及其社会历史制约性的思想。在论及自然进化后果时，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深刻地总结了人类起源和发展过程中改造自然的经验教训，强调了自觉地、有计划地、合理地开发自然和进行生态控制的重要性。他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取消了”。（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9-169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他告诫人类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159-169页，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在谈到人类改造自然的社会历史制约性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那种不注意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破坏自然生态行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掠夺式的生产方式给予了严厉批判。恩格斯指出：“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示出来的，由于逐渐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3页、第160页。）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最为片面的、最为短视、最为冷酷的。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对自然进行破坏性开采，污染、毒化和损害了自然界，破坏了自然界的动态平衡、自我净化的调节功能。因此，必须对生产的长远的自然后果和社会影响进行有利于人类的调节，“这还需要对我们所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改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393页、第160页。）马恩的这一思想，抓住了造成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生态灾难的根本原因，不根除资本主义盲目的，破坏性的、掠夺式的开发和生产，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环保理论和行为，尽管都有良好的愿望，但都解决不了人类社会的生态日趋恶化的问题；而要根除这种盲目的，破坏性的、掠夺式的开发和生产方式，惟一的途径就只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这正是马恩生态观的革命性品质。这也是其它种种生态理论或欠缺的，或不愿承认的，或提出了问题，但又无胆量明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