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04)05-0126-04 “互文性”源于拉丁文intertexto，意为在编织时加以混合。“互文性”(Intertexuality)这一概念首先由法国朱丽姬·克里斯蒂娃《符号学》中提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它文本的吸收和转化”。（注：［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A]，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7页。）也就是说，互文性普遍存在。她在《诗歌语言革命》中进一步深化了这个理论，指出人的无意识起作用时，会从一种符号系统向另一种符号系统变换(transposition)。也有人将“互文性”译作“文本间性”，它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随即成为后现代、后结构批评的标识性术语。互文性通常被用来指示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本间发生的互文关系。它包括(1)两个具体或特殊文本之间的关系（一般称为transtexuality）；(2)某一文本通过记忆、重复、修正，向其他文本产生的扩散性影响（一般称作intertexuality）。所谓互文性批评，就是放弃那种只关注作者与作品关系的传统批评方法，转向一种宽泛语境下的跨文本文化研究。“互文”“体现出文本之间的复杂关系。既包括文本之间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又包括此时的文本与彼时的文本在时间上的聚合关系，它体现空间与时间，历时与共时的统一”。（注：朱丽叶·克丽丝蒂娃在《符号学》、《诗歌语言革命》中的观点，见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442页。）符号学、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等不同文化理论对互文性的具体内涵的界定和阐释并非一致，并各有重点，（注：参见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J]，《外国文学研究》1999年第1期，第15-21页；陈永国《互文性》[J]，《外国文学》2003年第1期。）本文所取“互文性”为克里斯蒂娃所称之义。对“文本”的理解，取巴赫金在《语言创作美学》所称：“如果宽泛地把文本作为任何相联系的记号综合体来理解，那么，艺术学（音乐学、理论及造型艺术）都是文本（艺术作品）”。（注：晓河《文本·作者·主人公——巴赫金叙述理论研究》[J]，《文艺理论与批评》1995年第2期第108页。）用图文互文法研究文学是互文性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一种具体运用。 杨义认为，必须用文化生命整体性来观照中国现当代文学：“考察作为‘文学素’存在的人类生存方式和思想行为方式，包括考察城与乡、种族与知识群体、习俗与时尚、休闲与事业、游戏与艺术、伦理与信仰、宗教与哲学等等的渗透和折射的方式，包括它们的正常、异常和反常的种种状态，包括生理、心理、社会、精神等丰富层面，从而在文化整体的开阔视野上复原文学的生态环境及其深层的意义生成的方式。”（注：杨义著，郭晓鸿辑图《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杨义在此是指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笔者认为，此结论适用于整个文学研究。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进行解读，必须将其还原到当时的文化语境中去才能尽可能地接近文学的本原。而图像，就是可借助工具之一。 新历史主义者认为，今人与古人交流，不可避免形成冲突，其解决方法之一就是强化“互文化”工作。他们重视文化系统与语境关系，并在它们之间的张力中表述自己的意识形态话语。其语境包括：不同历史单位形成的语境；文本中的语境；文本中的语境与文化的关联；文本中的语境在历次阅读、解释中形成自己的语境。文化系统与这四种语境有着密切关系。但新历史主义有其局限，因为新历史主义“从现实看历史，也把历史作为现实的镜像”，（注：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第1版第533页。）这无疑会与历史本原相去甚远。因此，笔者更认同杨义所提倡“现象还原的宗旨，在于直接面对文学史的事实，消除某些先入为主的遮蔽。”（注：杨义著，郭晓鸿辑图《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用图文互文法进行文学研究，正要注意这一点。 实际上，图像也是一种史料形态。黄修己在《中国新文学史编撰史》中提到，历史形态分三类：第一类叫原态历史，或者叫客观历史、本体历史；第二类叫遗留态历史，即历史的遗留物（史料）所构成的历史；第三类叫评价态历史。（注：黄修己《中国新文学编撰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96-498页。）书中的原作插图、封面以及漫画、广告、消息等，无疑可称得上是遗留态历史，它们虽是一爪半麟，但连缀起来，也能反映某些历史风貌。 用图文互文法研究文学，优势主要有四点。 第一，图文互文，可以较好地还原历史。从研究手段和表现方式的角度看，借助于图像元素，会使所要表达的意思形象化、立体化，使研究者的成果易于被接受和理解。关于这一点，陈平原的看法颇有启发意义，他就《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对书中采用图文并茂的形式这样解说：“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就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这么说来，提供足以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也就是说，将图像引入研究中，不但可以提供细节和画面，让读者回到历史现场，而且可具有方法论上的意义。陈氏长期关注图像与文字，此番话既是感悟体认，更是心得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