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04)02-0027-06 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以后，伴随着美国政府反恐战车的轰鸣声，美国文化界也从政治军事战略、宗教和意识形态冲突及种族、民族矛盾等诸多层面反思和探讨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及如何消除恐怖主义等问题。其中包括一些评论家，他们开始发掘和反思陀思妥耶夫斯基、约瑟夫·康拉德、亨利·詹姆斯、左拉等作家作品中的反恐主题，惊异于文学大师们100多年前对恐怖主义行径和危害的真实描写和准确预言。本文认为，从“反恐”这一独特的视角对经典的“重读”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在当代批评语境中，将“经典”和“权威”加以解构和“祛魅”，对历史的“文本化”和“戏说”式的阐释曾一度被当作时髦，文学作品的纯形式化和批评话语“游戏”色彩的不断增强使文学与现实渐行渐远，而上述经典作品对恐怖主义的准确预言和在西方的重新走红说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对社会现实和现代人真实生存困境的密切关注，炽热的人道主义激情，仍然是文学和作家能够不朽于世的最重要的标准。 一 9·11之后，一些文学批评者反应之快，即使在新闻出版业高度发达的美国社会，也着实令人佩服：2001年9月22日，即恐怖分子袭击世贸大楼11天后，《纽约时报》即发表了爱米莉·伊阿金的文章：《注视恐怖主义罪恶本质的小说》，列举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发表在十九世纪后期或二十世纪初期的几部著名小说——《卡萨玛西玛公主》、《特务》、《群魔》等，发现他们都曾深刻地剖析了恐怖主义者狂热的极端主义和虚无主义言行，也揭示丁恐怖行为害人害己、徒劳无益的后果。同年10月15日，罗勃·肯勃尔在《国家评论》上发表文章：《西方眼睛下的群魔》，题目本身就嵌入了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两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和约瑟夫·康拉德的《在西方的眼睛下》，文中还指出了《卡萨玛西玛公主》、《特务》以及左拉的《萌芽》等作品中包含的反恐主题。 通过对经典作品的回顾，评论家们发现，尽管时代不同，恐怖行为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伟大作家正如先知和预言家，其神来之笔穿越了茫茫时空，预言到了今天发生的悲剧。他们作品中对100多年前恐怖主义者的描写放在今天完全适用： 他们都是“在组织的”。与形形色色的国际政治、宗教组织或团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恐怖行为大多具有政治目的。约瑟夫·康拉德的《特务》中，指使小杂货店主威洛克炸毁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幕后策划者是俄国驻伦敦大使馆的—秘弗拉季米尔，炸弹的提供者是一个绰号”教授”的美国恐怖主义者，制造恐怖爆炸的目的是为了向即将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施加压力，促使其反对英国温和的民主保守主义政策。《群魔》中制造恐怖事件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五人小组”隶属于国际无政府主义组织，而且，发号施令都以“国际”的名义进行。《卡萨玛西玛公主》中招募贫穷青年艺人罗宾逊暗杀德国贵族的也是一个跨国活动的政治团体。 恐怖主义者的个人背景也大致相似，核心骨干往往受到某种极端主义思想的蛊惑，成为其狂热的信徒。英文译本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译为“着魔”(possessed)，即是对本书主题的准确概括。书中悲剧人物之一——工程师基里洛夫自始至终坚信自己是为了无比崇高的学说——“人神论”——大无畏地牺牲自己，却无意中成为恐怖主义者杀害无辜者的帮凶。而大多数恐怖主义的追随者往往是在社会中受到过挫折和不幸，社会地位低下卑微的边缘人或流浪者，甚至是敢于铤而走险的亡命之徒。在他们身上，恐怖组织的蒙蔽和欺骗、对社会的仇恨、金钱利益的驱动与诱惑混合在一起，因而他们对社会的危害也更大。如《群魔》中，犯罪分子费季卡与恐怖小组头目达成交易，为了1500卢布放火烧死了列比亚德金兄妹，引起了社会的混乱，并导致了莉莎的无辜丧生。《卡萨玛西玛公主》中青年罗宾逊也是在穷愁潦倒、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加入恐怖小组的。 恐怖主义者的组织方式居然也极为相似：他们往往组成一张严密的跨国犯罪网，人员招募、武器筹备、逃跑安排等各个环节分工明确。除上文提到的通过金钱利诱或宣传欺骗方式招募帮凶以外，为了维持恐怖队伍。他们不惜采取各种恐吓措施。《群魔》中恐怖小组的头目彼得·韦尔霍文斯基就公开宣称，必须让每个成员都带有恐惧感和罪恶感，才能拴住他们。因此，为了使恐怖小组其他人死心塌地跟随自己，他强迫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谋杀沙托夫，用鲜血作为恐怖组织的粘合剂。 为了保证恐怖活动的成功，所有的恐怖主义者都极端凶残，不择手段地谋杀、爆炸、致人残疾，无所不为，对袭击目标毫无怜悯和顾忌，置之死地而后快。《特务》中，恐怖骨干分子威洛克让自己有精神障碍的妻弟史迪夫夤夜携带大量烈性炸药，前去炸毁举世闻名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史迪夫在公园绊倒，粉身碎骨，逃回家中的威洛克还对妻子温妮隐瞒真相。《群魔》中恐怖主义组织“五人小组”不顾沙托夫的妻子刚刚分娩，仍然按计划残忍地将其杀害，致使母婴都悲惨地死去。此外，恐怖主义行为都以失败和徒劳无功而告终，也给他人、社会和恐怖主义者自身带来了致命的伤害。他们轻则自取灭亡、重则伤及无辜，甚至引发大的社会动荡和地区冲突。《萌芽》中无政府主义者苏瓦林炸毁了矿井，不仅无助于维护煤矿工人提高待遇、改善生存条件的斗争，而且将大部分无辜工人淹死。《特务》中恐怖分子威洛克不仅一事无成，而且落得家破人亡。 对经典文学中“反恐”主题的发现不仅限于那些直接描写恐怖主义的作品，重读的理论视角不断延伸，部分描述现代人恐惧心理的作品，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9·11之后，恐怖袭击引发的余震不止，从炭疽菌到邮件炸弹，从连绵不断的公用设施预警到一桩桩流产的劫机、爆炸阴谋，西方社会仍然被层出不穷的恐怖活动所威胁和惊吓。面对一次次真真假假的虚惊，强大的西方文明社会如同被刺瞎了眼睛的独眼巨人普吕菲摩斯，一筹莫展。同时，维护公共安全和尊重个人自由的冲突，也使自由的天堂陷入了难堪的尴尬和无奈。已经习惯舒适地生存与其中的文明社会仿佛突然被剥去了温文尔雅的外衣，显露出荒诞的本质，生活仿佛陷入了没有尽头的恐惧、猜疑、焦虑中。在这种背景下，2001年11月，美国再次出版了由罗宾·布斯重译的加缪的小说《鼠疫》，新译本前言作者托妮·朱迪特在2001年11月《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关于鼠疫》，清楚地阐明了新译本出版意图：“作家描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北非城市奥兰的鼠疫以及当生活面临着毁灭性灾难冲击时人们各种各样的反应，读者对它的寓意定会一目了然。特别是今天，重读《鼠疫》不仅十分及时，而且具有新的意义。”加缪选取的是灾难和生死考验这一独特视角，揭示主人公里厄医生和处于隔绝状态的小城居民，面临近在咫尺的死神，惴惴不安，提心吊胆，甚至精神崩溃焦虑和绝望状态，控诉和揭露纳粹恐怖给人们带来的精神和人格伤害，这与当前的恐怖行为给和平居民造成的精神压力的确极为相似，这也是美国出版者之所以在当前重版它的重要原因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