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德、意三个法西斯国家先后侵略了我国和欧、亚许多国家的许多地区。为了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控制和影响民众，它们都多多少少搞过一点文学。法国著名作家纪德在德占法国时期在德国控制的报刊上发表作品，成了附逆作家，这是纪德一辈子想抹也抹不掉的污点。日本先是在东北，后是在华北，继而在华东、华中、华南地区，由敌伪政权一手策划，办了不少文艺刊物或在报纸上开辟副刊，发表了不少作品。一些附逆作家，依仗敌伪政权做后台，也办了一些文艺刊物。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和接受党的领导的爱国进步人士，则打入文艺部门，开展情报工作，同时发表作品，借以掩护自己，于是就有了沦陷区文学。在“左”的文艺思潮影响下，绝口不提沦陷区文学是极其片面的。但是，也不能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时至九十年代后期，有人主编了一部《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灏灏瀚瀚，总数达五六百万字，可与1917——1927年间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相颉颃。在该《大系》的《总序》中，主编既没有对附逆作家的谴责，也没有对沦陷区文学中恶劣倾向的批判，更没有对党的地下工作者在险恶环境下开展工作和进行写作的赞颂，而是笼而统之地、一塌括之地对沦陷区文学作了肯定，称誉它们是一种“‘精神火炬’的传递”。对收入《大系》的篇目，一篇篇地具体分析，探究它们选收得是否得当，这不是本文的任务。在这篇文章里，我只想就关于沦陷区文学评价中的几个问题与《总序》作者商榷。 一、对沦陷区作家和沦陷区文学不能一概肯定 在八年抗战中，全国人民拼死抗日，进行了两个民族、两种命运的决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民抗战中，终于取得了百年来中国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国性的胜利。但在抗日战争中，确有极少数民族败类，投降日本，依附敌伪政权，干下了背叛民族、败坏抗日的坏事、丑事，人们称之为“汉奸”。其中有些人则是附逆作家。他们或担任过日寇部门的职务，或担任过敌伪政权的职务，或担任过敌伪政权的报章、杂志、书店经理、编辑等职务，或在敌伪的报章、杂志、书店大量发表文章和出版书籍，或参与敌伪的反共反人民的文艺活动，对国家、民族、人民犯下了严重罪过。本来，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附逆作家理应受到惩处。但当时国民党反动政府正忙于发动内战，除罪恶昭彰的文化大汉奸周作人等有数几个人被装模作样逮捕法办外（但在狱中又受到优待），其余附逆作家则全都成了漏网之鱼，未受惩处。他们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表文章，出版书籍。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在抗战胜利后才认真开展了惩奸运动，对文化汉奸作了严肃惩处。但由于解放区只有一些小城市，惩处的只是一些文化小汉奸，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化汉奸并未得到惩处。于是在中国文学领域内留下了一大后遗症：1946年以后出生的文学爱好者几乎完全不了解在抗日战争中有过哪些附逆作家，也不了解他们的作品在当时所起的坏作用。如果说，在现代文学研究中需要“填补空白”的话，这个“空白”之一便是要做好沦陷区文学的分析、批判、评价工作，补上这一课。其实，沦陷区文学中存有四类作家，四类作品，它们所起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第一类是在沦陷区开展地下工作的和坚持爱国立场的作家。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打入敌伪部门，以敌伪的报刊、杂志、书店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也发表作品，但一不搞宣扬“大东亚共荣”的汉奸文学；二不搞反共反人民的文学；三不搞为敌伪粉饰太平的文学。他们以春秋笔法，皮里阳秋，在灰色文学的外衣掩盖下，教育人民爱国进步。这可以关露、柯灵为代表。 另一类是在文化领域内为敌伪政权服务的作家。他们办报纸、出杂志，开书店，写文章，形形色色，实际上搞的是“皇民文学”，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这类作家可以北方的周作人、南方的陈彬和、胡兰成为代表。 又一类是以不同方式附敌附伪的作家。他们不甘寂寞，舞文弄墨，在敌伪的报刊上十分活跃，大量发表文章，在敌伪控制的书店里一本本出书。他们宣称不谈政治，但在总体上，实际上却有利于敌伪的统治。他们或写男女情爱、家长里短的日常生活，或标榜人性，写所谓人性之善恶；或搞色情文学，或作无病呻吟；或写风花雪月，或写轶事秘闻；或说茶经花道，或谈狐鬼神仙。可以当时红得发紫的张爱玲、苏青为代表。 还有一类是不明敌伪文学底细和真相，只是出于爱好文学而写作的文学青年和由他们写出来的一些作品。当时他们还谈不上是作家，人数很少；因当时敌伪控制、掌握和附逆作家自办的文艺刊物都是“同人刊物”，因此他们在文艺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不多。 四类作家，四类作品，这就是我们对沦陷区文学的总体认识和区别对待。 要不要对沦陷区文学进行研究？要！要不要对沦陷区文学出个选集？要！如上所述，沦陷区作家并非铁板一块，沦陷区文学中也还有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如果要编沦陷区文学选，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一类作家在沦陷区写的隐晦曲折地表现爱国进步和忧国忧民之心的作品、文章多收一些；可以而且应该把第二类作家写的媚日、反人民的作品作为反面教材，选收一点，在注释中揭露其恶劣倾向，以教育后人；第三类作家写的思想上无害、艺术价值尚高的作品也可选收一些；第四类作家（当时的文学青年）写的有一定思想艺术性的作品也可选收一部分；表明自1931年9月——1945年8月的十四年中，在中国沦陷区内曾经出现过这么一种特殊年代里的特殊文学。告诫后人，一旦外国侵略者入侵，绝不能投降侵略者，绝不能当附逆作家，绝不为敌伪涂脂抹粉，歌舞升平。《总序》的作者，对沦陷区文学中这一根本性的大问题避而不谈，却侈谈什么沦陷区文学经历了“真正复苏”和“兴盛”，似乎在沦陷区竟出现了什么文学盛世。我以为，这是《总序》的最大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