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沦陷区文学”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占领地区的中国文学，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区文学，1937年“七·七”事变后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沦陷区文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区文学。此外，南京、武汉、香港等沦陷区文学活动也有所涉及。按照这样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的规定，台湾日据时代的文学与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学均不在本文考察范围之内。 沦陷区文学研究，一直是现代文学研究的“生荒地”，十数年来，只有少数人在默默耕耘。这除了沦陷区文学作品散失较多，资料残缺不全等客观原因外，恐与人们对沦陷区文学的实际情况，作者的特殊处境缺乏了解与体察有关，因此，有许多“想当然”的并且似乎是不容置疑的先验结论，其实是相当隔膜的。我们的考察也就有必要从“设身处地”的理解开始。 于是，一位东北沦陷区作家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杂文家季疯在《言与不言》一文中这样写道—— 一个人，应该说的话，一定要说，能够说的话，一定要说；可是应该说的话，有时却不能够说，这其中的甘苦，决非“无言”之士所能贪图其万一！ 一个人压制别人应该说的话，那是恶汉；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那是蠢材。 所以，“言”之者，自有他“言”之道理；“不言”之者，也自有他“不言”的苦在。倘若他“言”而无何道理，“不言”而无何苦衷，这种失掉了语言的人类，就名之为“哑巴”，也不为形容过甚。 本来，“言与不言”的两难选择，一直是中国现代作家不得不面对的历史困境，朱自清早就有过《论无话可说》的名文。但沦陷区面临的“言说”环境比他们的前人要严峻得多。“爱国抗日”是这一时期一切具有民族感情的作家（知识分子）想说、并且“应该说的话”，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们所遇到的“压制”力量，就不是个别的“恶汉”，而是异国侵略者及其指挥下的以军队为核心的强大的国家专政机器。日伪统治的“文化政策”的核心即是要严禁一切“激发民族意识对立”、“对时局具有逆反倾向”的作品。 大规模的“焚书”（仅东北一个地区1931—1936年查禁的书刊即达800万册）， 以及对爱国作家的监禁以至屠杀，这是每一个沦陷区作家都必须面对的血淋淋的现实。而这类随时可能发生的现代“焚书坑儒”所造成的心理压力与心理伤害是非亲历其境者所难以体会的。日伪“文化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千方百计地将作家的创作纳入其“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轨道。1941年颁布的《艺文指导纲要》即要求对“艺文”实行国家管制，规定文学艺术必须“以建国精神为基调，从而呈现八纮一宇正大精神”，并明确规定要“移植”优于本土文艺的“日本艺文”。这就是说，沦陷区作家所面临的是双重压力；即不准说自己想说而又应该说的话，又要强制说（不准不说）自己不想说、也不应该说的话，于“言”与“不言”两方面都处于不自由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也会有自觉（半自觉）地“奉命说话”的作家作品，但毕竟是少数，其应该（并且已经）被历史淘汰是没有问题的。另一方面，不顾禁令，或者利用日伪统治的某些空隙（例如占领初期，严密的统治体系尚未建立与完善），大胆说出自己想说、应该说的话，或直接或曲折地表达爱国抗日的民族情绪的作家作品也确实是有的，这类作品弥足珍贵，并应该给予充分肯定，这都是没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大多数沦陷区作家却不可能都做到这一点，他们能够顶住压力，维护住自己的“不说”权，即不说（或基本不说）强制他们必须说的话，就已经很不容易。如果我们以“是否表现爱国抗日的民族主义情绪”作为衡量沦陷区文学的唯一（主要）价值尺度，从而否定（贬低）这些作家的创作，就无异于要“逼人说不能够说的话”，正如前述作家季疯所说，这是“蠢材”的行为。如果更进一步，认为在异族统治下，作家唯有辍笔沉默这唯一的选择，只要动了笔，开了口，就在“客观上”起了粉饰太平的作用——这就不仅是“蠢材”而已。这种论调颇类似于中国历史上道学家们的高论，即所谓女子遇了强暴，便死掉，“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否则即是“失节”。这都是“五四”时期曾为鲁迅所痛斥过的。文人在中国传统中的地位正与妇女相同，都是某种权势（或男人，或官或商）的附属。奇怪的是国家一旦有了难，救世的责任，就全落在妇女与文人身上，仿佛国家兴亡，全系于妇女（文人）是否“守节”。鲁迅当年曾对此发出疑问，可惜直至今日，在对沦陷区文学的某些评价中，还时隐时现地可以看出这类“逻辑”。如果历史真像这种“透底”的逻辑所要求的发展，那沦陷区就真成了“无声的中国”，沦陷区文学也变成几乎一片“空白”，但这些不正是侵略者所期待的么？这就不仅可悲，而且荒谬了。 历史当然不会这样发展：只要有“人”，有人的精神要求，就会有文学，就会有人说话，发出这样、那样的声音，沦陷区也不例外。只是沦陷区作家更要具体地考虑：在异族统治的特殊环境下，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不能说的话，什么是别人（当局）要自己说，自己又不想说的话？什么是自己想说，而又能够说的话？以及以什么样的方式去说？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宣言——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谈政治？因为政治是一种专门学问，自有专家来谈，以我们的浅陋，实觉无从说起。我们也不谈风月。因为遍地狼烟，万方多难，以我们的鲁钝也觉不忍再谈。 我们愿意在政治和风月之外，谈一点适合于永久人性的东西，谈一点有益于日常生活中的东西。 我们的交谈对象，既是大众，便以大众命名。我们有时站在十字街头说话，有时亦不免在象牙塔中清谈。我们愿在十字街头上的读者，勿责我们不合时宜，亦愿象牙塔中的读者，勿骂我们低级趣味。（《大众》创刊号：《发刊献辞》1942年11月） 这至少真实地反映了沦陷区相当一部分作家的现实考虑与历史选择：“政治”（“爱国反日”即是其中最大的“政治”）既不能说，“风月”（真正脱离现实人生、脱离政治的“纯艺术”）可以说，却又不愿说与不忍心说，那么，能够说、而又愿意说的，便是“永久人性”与“日常生活”。这样的选择，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似乎是被动的选择背后，却隐藏着更为深刻的生存体验、心理动因与观念变化。记得鲁迅在《“这也是生活”……》这篇散文里，曾经谈到他在经历了一场逼近死亡的大病，也即“死里逃生”之后对于生命的重新体认。他写道：“街灯的光穿窗而入，屋子里显出微明，我大略一看，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堆边的未订的画集，外面的进行着的夜，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我开始觉得自己更切实了。”正象鲁迅所分析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人们往往“不算一回事”，“以为这些平凡的都是生活的渣滓，一看也不看”，“我们所注意的是特别的精华，毫不在枝叶”，只有经历了连这起码的基本生存都将失去的“死亡”的威胁以后，“熟识”的墙壁，熟识的书堆……才突然变得陌生而新鲜，而被发现一种新的意义。“劫后余生”的沦陷区作家，也在经历了与鲁迅类似的生命体验以后，重新关注被遗忘、忽略的“身边”的东西，发现正是这个人的琐细的日常生活构成了最基本、最稳定，也更持久永恒的生存基础，而个人的生存又构成了整个人类（国家、民族）生存的基础。张爱玲说，在“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的生存大危机、大恐怖里，“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总要）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于是，人“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说的正是这个意思。可以看出，对于“日常生活”的重新发现，尽管对于大多数沦陷区作家来说，是出自生命的直觉（直觉体验），带有很大的不自觉性。但对于其中的一部分作家（例如张爱玲）却是与对人（个体与人类的人）的基本生存的形而上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前述宣言中对于“日常生活”的关注与对于“永久人性”的关注是有一种内在联系的。而这种关注与思考，对于沦陷区的作家来说，绝不是出于抽象的理论兴趣，而是对于“战争”下的“人”（个人与人类）的生存困境的一种紧张探寻，它既是超越的，又具有极强的时代性与现实性。也就是说，这一部分沦陷区作家的作品，从表面上看，是远离时代与政治的，但因为其对“战争”中人的生存困境的特殊关注，而同样成为一种“时代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