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当代”文学史的命名。我认为应当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当代”这个词的用法是有限度的，时间意义上的“当代”总是处于不断延绵之中，它是一个永远处于拓展之中的范畴，“当代”这个词的内涵有它的不确定性，需要不断地加以重新界定，同历史研究要求的确定性、常衡性比较有相当的距离，有人说“当代是没有历史的”，未尝没有道理，“当代”这个词本身具有一种反历史性。“当代”概念倾向于“当下”，强调的是世界的现实“发展性”，具有“展望”的色彩，历史研究则倾向于“过去”，强调的是世界的过去“完成性”，具有“回顾”的色彩。从另一个角度讲“当代”这个概念在文学史研究中也不可能永远这样无限制地使用下去，到了下个世纪，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使用“当代文学史”概念，在词义上就不如今天用这个词那么明了无误，那时我们用“当代”似乎在相当多的时候必须指明“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 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自然不是着眼于当下中国大陆地区文学的完成性，但是它和我们已有的诸如《唐代文学史》、《宋代文学史》是一样的，是要强调文学发展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断代，同样一个大陆地域，在不同的时代流风主导之下，在不同的历史条件制约之下，它在文学发展上的断代特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首先是断代史，因此它必须充分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在中华民族文学发展史上的历史断裂以及历史联系，这是“当代”文学史研究体现它的历史意识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写史就要将它放在历史中，放在文学史演变的长河中，重建文学史发展的历史联系，再现文学史脉动的时间序列。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还强调在世界文学之林中，“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国别特征，这个“国别特点”的获得当然不是要将我们的文学史撰述的眼光限制在我们这个国别之内，我们治史就要将眼光放得更开阔一些，将它放在世界文学发展的大背景之中，通过比较更清楚地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作为国别史的独特性。我之所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命名主要原因就在于此。在世界格局中，当代中国走过了一条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抑或是文化都是如此，在文学方面同样也是如此。我过去从事“文学史学”理论研究的时候，过于重视文学史发展的内部动因，夸大了文学史发展的自律因素，是有偏颇的。治中国“当代”文学史就必须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探索文学发展在当代中国独特的“这一个”的规律，我现在认为这个规律可能要在文学和政治的结合中才能找到。目前已有的“当代”文学史著作在作家论、作品论、批评论方面，在创作、批评、理论思潮梳理方面多有成绩，但是在当代文学史宏观视角、长时段规律研究方面尚存在严重不足。如何去发现制约中国“当代”文学史发展的潜在模式，如何去阐释笼罩中国“当代”文学史演变的深层范型，这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今后必须着意的突破口。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不是当代中国文学创作的主题史、文类史、观念史、作家史……而是在更高层面上对这些进行俯瞰的综合史。 “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台湾和香港区域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当代”以来台港文学发展是在完全不同的体制和模式下进行的，和大陆文学有所不同。例如我们的当代文学发展在精神上和现代中国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鲁迅、郭沫若、巴金、老舍等左翼作家身上，在体制上则以解放前的左联领导人为纽带，而这些现代作家在台湾省是长期遭禁的，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在台湾读不到他们的作品，台湾当代文学的发展在精神上和现代中国文学的联系主要体现在胡适、梁实秋、胡秋原等右翼作家身上，在体制上以梁实秋、苏雪林等一大批人为纽带。因而当代台湾省文学和当代大陆地区文学发展不在一条主线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不能简单地将它们划进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应当保持这个题目所要求的论题的同质性，这是逻辑上同一律的要求。 二 粗看，“当代”文学史研究似乎没有史料方面的困难。但是正是这个不成问题的“史料”最让“当代”文学史研究者头疼。笔者参加“胡风事件在武汉的前前后后”座谈会感触颇深，随着一批当事人的去世，一些“当代”文学史宝贵史料正在丧失，这个问题相当急迫，我们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的学科建设，给后人留下些什么？处理历史材料的具体方法和对历史材料的具体观念是什么？这些自然是我们要给后人留下的，但是我感到治“当代史”，我们和后人比，优势主要在史料方面，如果我们能在这方面给后人留一个清晰的线索，就已经不容易了。抢救史料不单纯是记录，它需要抢救者高度的责任感和英雄心。“当代”文学史和“当代”政治史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某些历史事件因为距离尚近，依然涉及当前利害，当事人无法脱离当时以及当下的纠葛，无法放下感情的和利害的包袱，研究者也因为林林总总的外界压力、内心避讳而无法直面历史真实。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事件远未澄清。零散的回忆文章不是使这些历史事件清晰了，而是使这些历史事件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耐人寻味。面对这一事实，我们的“当代”文学史学者有必要展开一项系统的史料梳理工程。目前，我们急需要一部高质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资料丛编》，对“当代”中国文学史大事件进行系列考订，它应该是一个事件的编年史。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写出若干专题史论著，如“文代会”史，“文代会”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一个重要线索，它是中国当代政治和中国当代文学联系的一个有形纽带，是我党对文艺战线实现思想领导、组织领导的具体形式，非常具有中国特点，现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也讲“文代会”，但是大多只是停留于历次“文代会”有形的一方面，对“文代会”无形的一方面涉及甚少，我们的大多数治史者已经意识到了“文代会”对当代文学重大的影响，但是对这种影响的隐性方面认识不足，因而也研究得不充分，我设想是有否可能写一本以“文代会”为时序线索的“当代”中国文学史，这未尝不是一种思路。再如“批判史”，当代以来，中国文学经历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凤文艺思想的批判、对“丁玲等反党集团”的批判、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对“文艺黑线”的批判、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等等，都值得我们认真地回顾、反思，不是要评判历史的对与错，历史不可假设，不可重复，以史的方法来研究当代文学与以批评的方法来研究当代文学之所以不同，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此，史的视角蕴含了更为纯粹的知识兴趣，不是为了纠缠历史事件的对与错，而是要看它发生之前的先兆与预期、发生之中的控制和失控、发生之后的收缩与延伸，之所以是史的研究，主要的任务就在于建立这种预期与收缩之间的可以证明的联系，用“史”的方式将文学进程有机地沟通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