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研究的跨媒介趋势

——“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 者:

作者简介:
龙迪勇,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南昌 330077)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2008年8月2-3日,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参加会议的专家学者近40人,会议共收到论文26篇。这次会议专题性强,与会者围绕“跨媒介叙事”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而又深入的探讨。从提交论文和会议发言的有关情况来看,会议涉及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一、跨媒介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传统;二、跨媒介叙事与广义叙事学的建立;三、叙事中的“出位之思”、媒介模仿与媒介转换问题;四、跨媒介传播演变中的叙事问题;五、互文性叙事问题。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0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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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8)08-0057-10

      2008年8月2-3日,由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主办的“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武汉以及江西省内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近40人参加了会议。

      这次“跨媒介叙事”学术研讨会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主题集中而内容丰富。本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跨媒介叙事”,从提交论文和会上发言的情况来看,大家都紧紧地围绕着这个主题来表述自己的看法,可以说是主题非常集中。在此前提下,会议论文和发言又充分体现出了内容丰富的特点,它们涉及中国叙事传统问题、“叙述转向”问题、图像叙事问题、影视叙事问题、叙事中的媒介转换问题、媒介的社会建构问题、互文性叙事问题,等等。二、与会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中有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有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有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有从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的,有从事传播学研究的,有从事电影、电视、戏剧研究的,有从事哲学研究的,还有的研究者具有文学创作的经验。三、良好的讨论氛围。除了主题发言,会议安排了较为充分的交流、互动时间,以使大家就有关问题进行商榷、讨论,进行思想的碰撞。四、强烈的问题意识。在会上,大家都有着明确的问题意识,能够着眼于具体的、实实在在的问题展开讨论。

      这次会议专题性强,与会者都是在这方面深有研究的专家。会议期间,大家就涉及跨媒介叙事理论与实践中的许多问题,展开了热烈、全面、深入的探讨。现就提交论文和会议发言的有关情况,分五个方面,把这次会议有代表性的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一、跨媒介视野中的中国叙事传统

      无疑,中国的叙事传统不同于西方。但要对中国的叙事传统进行很好的梳理和切实的研究,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是一项既涉及跨媒介、也涉及跨学科,需要一批有着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通力合作,才能较好地完成的大工程。在进行这种研究时,如果我们能对那些处于萌芽状态并具有原初性的叙事形态进行探讨,就不仅会有方法论的意义,而且还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朱光潜先生曾经指出:“想明白一件事物的本质,最好先研究它的起源;犹如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好先知道他的祖先和环境。”[1](P1)是的,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萌芽状态与原生环境,对这种萌芽状态与原生环境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事物本身,因为“猴体解剖”总能为“人体解剖”提供启发与借鉴。就像小说出现之前有各种各样的“前小说”一样,在人类正式讲述故事之前,也应有形形色色的“前叙事”存在。在这方面,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叙事学分会常务副会长、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主任傅修延教授已经做了很好的工作,他提交给会议的《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一文,即是一篇关涉此类研究的厚重之作。

      青铜时代不仅处于中国历史的源头,而且历时长达1500多年,从叙事学角度观察青铜器上的“前叙事”,其意义自是不言而喻。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早在1999年出版的《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中,傅修延就考察过“青铜铭事”问题,认为“青铜铭文的可贵就在于它凝固了两千多年前的叙事话语,提供了无可置疑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基础”[2](P53)。在《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一书中,傅修延从五个方面谈到了青铜铭文在叙事史上的意义:一、铭文的叙事性大为增强,在铭文中出现了正式的叙事文体;二、铭文扩大了叙事的规模,提供了比卜辞更多的事件信息;三、铭文中的虚构性因素隐约出现,文学性叙事开始萌芽;四、铭文中叙事要素逐渐告别朦胧,对时间空间的表述趋于规范和清晰;五、铭文中记言艺术有突出的发展,重视记言的传统在青铜铭事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在《试论青铜器上的“前叙事”》一文中,他试图通过考察那些富于意味的“元书写”,来对“青铜铭事”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文章通过对“纹/饰”、“编/织”、“空/满”、“圆/方”和“畏/悦”等五对范畴的讨论,梳理出了“前叙事”与后世叙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期为认识中国叙事传统中的“谱系”提供一种新的角度。

      关于纹/饰,傅修延指出:“纹”和“饰”其实是有区别的:“纹”者“文”也,“文”既可以表示“纹理”,更有“文字”、“文章”、“文采”等意义;而“饰”有“巾”形,趋于“装饰”一义,其工艺内涵不言而喻。当然,尽管“纹”中有“文”,青铜器上的“纹”与“饰”却无法决然分开,因为青铜艺术讲究的就是“以纹为饰”。青铜器上的艺术表现手段很多,但最重要的还是纹饰,而其中又以动物纹为主体。除动物纹之外,还有几何纹。这两种“纹”的此消彼长,与早期彩陶图案的演化历程甚相契合。彩陶图案早于青铜纹饰,当青铜器开始铸造时,古人或许已经习惯了以最具特征的部分代替整体的做法,只保留最本质传神的部分并予以夸张表现。这种精神表现在叙事上,就是刘知几在《史通·叙事》中总结的“省文寡事”原则。“省文”的初衷是节约书写空间,却产生了增加叙事复调性的效果——因为汉语的单字与词组都在激发对行动与故事的联想。

      兽面纹上具有启示意义的还有其强烈的向心性特征,这种从两侧向中心聚拢而构成的图像特征,透露了古代形象思维中一个非常关键的理念——对称与平衡。所谓“错画为文”,正是对称与平衡的最简练表达。沿着“错画为文”的思路看“纹”和“文”,又会发现一个相当令人惊讶的现象,这就是像兽面纹一样,不少繁体汉字是左右对称的:把这些繁体汉字沿着它们的“鼻梁”(垂直中剖线)对折,其左右部分基本可以重合。汉字也好,兽面纹也好,就像古典文学中的骈偶手段一样,统统都是人类自身的镜像投射,我们的心灵天然地倾向对称与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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