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05)01-0184-08 最近，海彦寄来他即将出版的博士论文《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注：赵海彦：《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即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思潮是我们共同关心的学术问题（有时我们也称其为“趣味主义的轻文学思潮”），读完这部沉甸甸的书稿，我确实格外地欣喜，这欣喜不仅出于个人间的私谊，更为了学术的公益——由于海彦这部新著，曾经相当热闹而近几年却有些原地踏步的现代文学思潮研究，终于有了一个扎实的进步，现代文学思潮的历史谱系里无可怀疑地增加了一个新成员，那就是趣味主义文学思潮。进而言之，这也是认真还原现代文学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书写现代文学历史的一个可贵的收获。 当然，关于本书所探讨的某一文学现象和某些作家作品，学术界并不陌生，但作为一个整体，这一文学思潮的身份及其来龙去脉，长期以来却得不到一个符合实际的定性和恰如其分的解释。这原因不外两条：一是人们对这一文学思潮所关涉的各个方面及其相互间的联系还没有真正摸清弄透，此所谓见木不见林，因而也就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印象和观感，无法将它们整合成为一个整体，而只能分散地附着在其他思潮流派中去，被附带地谈论一下或者忽略不计。二是既有的文学观念和文学史研究格局无形中成了束缚——由于从西方接受的文学观念中并没有趣味主义文学思潮这个概念，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格局里就似乎不能给趣味主义一块地盘。换言之，习惯性的学术思维使得我们对现代中国形形色色的趣味主义文学现象失去了学术敏感、问题意识和概括能力，而只能在既有的文学史格局和熟悉的文学概念里来言说它们——或者习惯性地将某些现象放在京派或海派文学里去讨论，或者把它们纳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或自由主义的框架里去考量，因而也就难以揭示这些相关现象的整体性和独特品格。 海彦的学术创新无疑来自于他的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和独立思考的问题意识。他首先在大量阅读原始书刊的过程中，敏感到所谓“京派”、“海派”文学的合流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进而检点现有的研究，又使他感到用时髦而笼统的自由主义概念并不能给这一现象以准确的解释：“其一，在‘自由主义’大框架内，如何解释同属‘京派’的周作人、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等与朱自清、沈从文、朱光潜、李健吾等文学观及创作的明显不同？其二，同样是‘海派’，我们如何看待诸如‘论语八仙’、陶亢德、全增嘏、徐訏、沈有乾等所制造的大量‘性灵’小品与张资平、叶灵凤、‘新感觉派’、‘后期浪漫派’、张爱玲、苏青等创作的海派小说之间的关系？其三，如何解释30年代大量泛滥的海派‘性灵’小品与周作人等人小品风格的明显相似？有没有把它们统归一家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如果有，又如何定位？其四，海派小说的畅销与周作人、林语堂推动下‘性灵’小品的畅销之间有无内在联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整体格局中它具有什么样的内在含义？正是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索使我进入了这一专题的研究。”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艰苦认真的探索，海彦从这些门户不同的作家及其创作中，发现了一个隐然共有的创作取向，那就是“以趣味为中心”，因而判定这事实上形成了一股不小的趣味主义文学思潮，并对这股文学思潮的源与流进行了精细的考辨和恰当的整合，终于使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无可置疑的存在，在学术上获得了明确的身份和准确的定位。这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来说的确是一个切实的贡献。 说来令人感慨，“实事求是”本来就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态度，而学术界对“问题意识”的强调也有多年了。但可能因为“实事求是”太平常了吧，所以常常被人弃置不顾；而多年来花样翻新的许多“问题意识”，其实大多是西方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理论的简单嫁接，其结果是外来理论概念越来越多、越来越新也越来越玄乎，但离中国现代文学的实际却愈来愈远，煞费苦心的文学史研究论著多半成了西方时新理论的应制—对策之作。这样的学术泡沫来得快去得也快，真让人有“可怜无补费精神”之感。与此类徒有其表的问题意识迥然不同，海彦的问题意识则来自他对现代中国文学实际的观察和把握，而他在观察和把握问题时对“现代中国”特定实际的关注，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在他看来，“‘以趣味为中心’的趣味文学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但要形成一个思潮并成为‘问题’，从而具有学术考察的价值与意义，则‘现代中国’特定的时代社会现实及其对文学的要求，是其不可或缺的前提。因为正是在‘现代中国’救亡图存成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正是‘现代中国’对文学严肃性的过分强调，对不少人来说成了不可承受之重，才导发了趋轻避重的趣味主义文学思潮之‘反跃’，以缓解过于严峻的时代压力和过于严肃的文学气氛。离开了这样的背景，‘趣味主义者’就未必能在新文坛上呼朋引类、兴风起浪，而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了。”他认为，“俗文学讲求轻松、追求趣味乃千年不变的规律，即在现代中国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追求也未改变，但这也不是‘问题’，只有在一个宣称‘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已经过去而坚信文学‘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的新文学时代，居然有不少新文学作家转而追求趣味与消遣并成为一股潮流，这才具有了‘问题’的意义和考察的价值。”如此层层深入的“现代中国”意识，在近些年的文学史研究中是并不多见的。 应该说，正是坚持实事求是和独立思考，不仅使海彦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实际中发现了趣味主义文学思潮的独特存在，而且也促使他进一步深入到这一思潮的实际中，对其是非得失作出了颇富思考深度、令人耳目一新的分析。第五章对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自身悖论的揭示，就是非常精彩的一例。诚如海彦所述，中国现代趣味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不止一次地宣称，中国过往的文学传统由两条线共同构成，一是“载道”的文学，一是“言志”的文学。他们并认为，前者是“赋得的文学”，后者是“即兴”的文学。所谓“赋得”就是遵循外在要求作文的“遵命文学”，是依据一定程式的“八股文”，说的是别人话而非自己肺腑之言的“老套”，其结果当然“差不多总是一堆垃圾”；所谓“即兴”就是依自己心绪所作的“性灵文学”，是发自肺腑的“真话”与“事实”，它虽然轻松出之却因为具有自我和创造性而被推崇为“文学发达的极至”。通过这样的文学史重构，现代中国的趣味主义者为自己当下“言志”的趣味之文找到了历史的根据，并将与之相对立的关怀家国社会的严肃文学贬斥于“真”的文学之外，而使自身的地位大大提升到真正的文学“正道”的高度。对趣味主义者的这样一种“言志”的文学取向，常见的批评是诉诸文学的社会责任，海彦实当然也考虑到这一点，所以他提出了这样的反问：“如果一种‘志’首先必须罔顾眼前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必须以不谈政治、即使对于令国家民族到这种状态的人也‘谑而不虐’让他不恼，必须以闲适的心情与姿势养成为前提，那么这种‘志’除了游戏地自言自语之外还有什么？”不过，这样的批评虽然大体不错，可趣味主义者却是置若罔闻的，因为在他们的文学价值系统里，响应社会要求的文学必然是载他人之道的文学，是“遵命文学”是“赋得的文学”，是新的“八股文”，因而是一钱不值的。然则趣味主义者所高自标置的说自己话的“言志”之文，当真就是一条能够避免“赋得”化和“八股”化的坦途而没有其困境和危机么？未必！海彦的过人之处就在这出其不意而其实意味深长的转问，由此他令人信服地揭示出趣味主义文学思潮自身的悖论和困境。当然，在这一点上，一些前辈学者和批评家的观感也曾给予海彦以启发，诚实的海彦对此并不讳言。如曾经是周作人“言志”派“Cycle”中一员的朱自清先生后来曾这样反省说：“先驱者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不幸这些自己往往是简单的，说来说去是那一套；终于说的听的都腻了。——我便是其中的一个。这些自己其实并没有什么话，……这年头要的是‘代言人’，而且将一切的话都看作‘代言人’；压根儿就无所谓自己的话。”（《论无话可说》）穆木天曾经批评无休无止的趣味小品已成“一种语体八股”（《心境主义的文学》）。沈从文则认为“北方文坛盟主”周作人等的散文“趣味化”是“畸形的姿态”（《论冯文炳》）。刘西渭（李健吾）则毫不客气地说“发扬性灵只是销铄性灵”（《〈鱼目集〉——卞之琳先生作》）。朱光潜也直率地说，“我对于许多聪明人大吹大擂所护送出来的小品文实在看腻了”（《论小品文——一封公开信》）。而被海彦称为一向颇“右”的现代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则直截了当地说周作人、林语堂鼓吹起来的小品热进入三十年代，已流于“赋得的言志”（注：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卷，香港昭明出版社，第3版，第111页。）。这些评论无疑启发了海彦，而海彦的分析则将这些印象式的批评从“知其然”推进到“知其所以然”的境界。他指出“言志”的小品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