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什么是教育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G5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09)04-0117-06

      2005年，本人曾在《教育学报》上发表了一篇“什么是教育史研究”的文章，主要对教育史研究的性质、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中虽然也涉及一些史学理论的问题，但是没有展开。近年来受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影响，史学研究的多元发展的趋势，不仅为教育史研究开拓了新的思路，也给教育史研究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因此，有必要对一些问题进行研究：(1)如何认识现代史学多元发展背景下教育史研究与史学发展的关系；(2)如何认识现代史学影响下教育史研究的特点；(3)教育史研究如何与现实教育需要结合起来，发挥教育史研究的功用，等等。为了研究方便，本文主要以外国教育史研究为例进行分析，以期对教育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教育史研究：现代史学发展视野下的观照

      现代史学的发展对教育史研究的影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现代史学的影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历史”含义的变化；二是史学理论的发展。

      关于“历史”含义的变化，中西学者在不同时期对“历史”的解释和认识反映了这一过程。在古希腊，“历史”(，historia)一词多有“对真相探究”的含义。[1]在近代，“历史”的含义发生了变化。黑格尔曾说，“历史这个名词有这么一种双重意义：它一方面指事迹或事象本身，另一方面又指那些通过想象为了想象而写出来的东西。”[2]近代的科学史学就强调历史既包括现象，也包含规律。在现代，爱德华·霍列特·卡尔(1961年)则强调“历史”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他指出，“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和交谈的过程。”[3]在当代，中国学者也对“历史”观念提出自己的看法。台湾“清华大学”的张元指出，“历史”应包含两个方面，历史既指过去发生的事情，也指我们对过去事情的了解。在他看来，对过去事情的“了解”更重要。[4]复旦大学的俞吾金(2008年)对“历史”(history)、“历史事实”(historical fact)和“历史史料”(historical material)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历史”就是指已经发生过的事实的总和；“历史事实”就是指历史上真实地发生过的事情；“历史史料”就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留下来的痕迹或记载，它体现在文字、图像、器物、服装、建筑、制度等各种不同的历史流传物上。[5]美国罗文大学的王晴佳(2008年)也对“历史”概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历史”一词包含两重意思。一是指过去发生的事件，二是指对这些过去事件的记录、叙述与思考。西方主要文字中的“历史”(history)一词，都含有这双重的意思。中文里的“历史”一词是由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翻译的，也继承了西方的双重含义。不过，随着历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历史学这一学问的思考也逐渐深入，学者开始注意区分“历史”一词的不同含义，渐用“史学”来指称其第二种含义，即对过去事件的叙述与思考。[6]天津师范大学的陈启云(2009年)则提出了“历史”认识的三个观点，一是认为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件；二是认为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述；三是认为历史是人们对过去的理解。[7]

      从中外学者对“历史”的解读看，“历史”已经由一个基本含义发展到多种含义。但主要有两个：(1)历史指过去发生的事情，它是有史料可以为研究者所认识的；研究者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史料的收集和辨析，尽可能形成对历史的认识。(2)历史指对过去所发生事情的记载、叙述和思考。从“历史”含义的发展看，这两个方面都已有较大的变化。①“历史”含义的变化给教育史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认知空间：教育史学科从属历史学科；“历史”含义的变化会影响对教育史含义的认识。教育史是与教育现实联系的，教育史是现在的人们对教育过去认识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教育史研究不仅需要注重教育史料和史实，更需要关注与教育史相关的史学和历史哲学，以及教育史学研究的动态。

      与“历史”含义的变化比较而言，史学理论的发展，特别是西方科学史学的争论对教育史学的影响更大。一般来说，西方史学的发展可以分为四个时期[8]。一是古典史学，二是中世纪史学，三是近代史学，四是现代史学。前三个时期史学分别对应的是人本主义史学、基督教史学和科学史学。它们或者认为历史会循环发展；或者认为历史将通向天国；或者认为历史能不断进步。这一时期的历史理论被称为“思辨的历史哲学”，也称为“大写的历史”(History)，重视对政治史(事件、英雄)及历史规律的研究。

      现代史学是随着“分析的历史哲学”的兴起而发展的。由此，西方史学也由“大写的历史”转到了“小写的历史”(history)，即注重历史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现代史学也被称为“新史学”，有别于以前探究历史规律的“传统史学”。研究内容也由政治史转向被称作“宏观史学”的经济史和社会史。

      20世纪的后20年，西方史学又出现了被称作“微观史学”的“新新史学”，重点转向文化史、生活史和心态史。另外，随着后现代主义观点在史学领域的渗透，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也发生重大变化。一些史学家不仅放弃了对“大写历史”的探讨，也对“小写历史”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产生怀疑。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史学是否等同于文学、美学等成为争论的焦点。[6]

      需要指出的是，对20世纪史学理论，以及对教育史学发展的影响较大的是“科学史学”，它所引发的史学研究能否“科学化”的争论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科学史学”主要强调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研究可以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事实、证据说明历史，揭示历史真相和规律；历史学家应通过对历史的解释作出符合事实的推理，避免偏见，追求客观。一些研究者指出，科学史学家试图将“大写历史”和“小写历史”同时“科学化”。不但希望发现历史演化的科学规律——“大写历史”，还力图将历史研究——“小写历史”变成一门科学。在他们看来，如果“小写历史”可以做到真实无误，那么由此概括出来的“大写历史”(历史规律)，也会颠扑不破。[6]以兰克为代表的科学史学对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影响较大。中国史学家傅斯年就曾被誉为“中国的兰克”，其“历史就是史料学”的观点影响颇大。胡适的“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观点，也成为当时中国史学研究者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