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现代）的历史进程中，也许没有一个词汇比“科学”更富魅力了，有学者甚而认为，“科学”作为一个抽象、笼统的“词”，是“二十世纪以来被引入的诸多西方思想中，与中国文化整合得最成功的观念”。① 实际上，早于20世纪，在19世纪的中叶，中国的先知先觉者已察觉到了科学的力量。当然，对这种力量的认识，伴随着洋枪洋炮这一外化的科学形式即军事技术的威力对中国社会的长驱直入。自此以后，科学在中国教育发展的历程中就居于突出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揭示的两面大旗，即“塞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尽管其后有“瑞先生”（革命）的时代主旋律（特别在革命战争年代），但科学及其科学教育始终是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梦牵魂绕、挥之不去的现代化主题。 应该看到，中国自身有着古老而悠久的实学教育传统，从先秦墨子的功利教育，到南宋事功学派的实践，再到明清之际功利教育（实利教育）的流行，或多或少都能看到科学（包括技术）教育的潜在影响。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教育背景中，一方面有着“明其道不计其功”的儒家义利观，另一方面也有着“合其志功而观之”的墨家义利观，而在经世致用的价值观制导下，儒家也并不绝对排斥实利（包括科学技术）对国计民生及其文化教育的作用及意义。 但不得不承认，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及科学教育的推崇，是一种被动式的对外来军事、经济、文化强势力量的应对，这种应对随着时代、社会变迁发挥着不同的功能。从国外引进的教育思想和模式，无论是在帮助中国人挣脱传统精神枷锁的“解放”过程中，还是因受外来利益的支配从而不自觉地被“奴化”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在某些历史阶段和某些情况下，移植进来的教育模式被认为是对华进行奴化的象征，那么在另一些阶段和场合下它们是为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动员全社会走向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有效工具。这所有情况下的决定因素是中国内部条件”。② 中国教育变革所面对的内部条件是历史和现实的双重纠葛，就历史传统而言，儒家教育自汉代取得正统地位后，就占据了正规学校教育的中心地位，课程知识内容也由先秦的“六艺”一变而为“五经”，再变而为“四书”，也就是由政治的、社会的、伦理的、艺术的、军事的、文学的、算术的等综合性学问修养渐趋向于儒家经典知识乃至个体伦理修身的单一化途径发展。所谓汉代教人“做官”，宋代教人“做人”，就是对中国传统教育高度“政治化”、“伦理化”的形象描述。于是，科学（技术）的文化价值地位在不断降低，“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君子不器”、道高于器的思想在传统读书人心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价值趋向模式，科学往往与“奇技淫巧”相联系而被打入另册。清代实学派代表人物颜元说：“今世为学，须不见一奇异之书，但读孔门所有经传，即从之学其所学，习其所习，庶几不远于道”（《存学编》卷三），连倡导并实践“六德”、“六艺”之实学的颜元对儒学之外的其它学说都抱如此鄙薄排斥的心态，更遑论传统学校中的一般读书人。明代的张燧早就指出，秦朝时焚书之令未禁医药、卜筮、种树等书，所焚毁的主要是《诗》、《书》、百家语等，然而，“六籍虽厄于煨烬，而得之口耳相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千载”；“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于后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千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认为现世的强权难敌人心的向背，文化知识的兴衰系于人心的好恶，某种文化的经久不衰取决于贤能之士的传播以及教化的力量，他进而判断：“自汉以来书籍至于今日，百不存一，非秦人亡之耳，学者自亡之耳。”④我们从先秦两大显学儒学和墨学的历史命运中，不也可以得到印证吗？ 为什么自然科学（包括技术）知识难以吸引中国传统读书人？清初学者潘耒认为一者是其知识深奥难明，二者是无功名利禄的刺激，久而久之，其命运之式微是必然的。⑤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一传到国外，立即引起全球震动。日本纷纷传阅，一刊再刊，广为流传，兴起“开物之学”；传到欧洲，又引起欧洲人的惊叹仰慕，法国汉学家称之为“技术的百科全书”，英国博物学家称之为“权威著作”，翻译成法、英、德、西班牙、俄等国文字，将之作为蕴藏丰富的宝库。而可笑的是中国直到1926年才由一位留日学生从日本带回日译本的《天工开物》。虽问世才二百多年，这部引起全球震动的著作却在国内再也找不到了。 同样，1843年魏源编撰的《海国图志》出版，该书试图向人们传递域外的信息，让人们看到外面的世界，以适应现实的挑战。结果是魏源的雄心壮志变成了无人欣赏的怪物，据估算，该书20年间5次印刷，仅印了1000册左右。当时全国的绅士有150万左右，而有读书能力的人有350万左右。没有人愿意读此书，没有人愿意了解西方的风土人情。《海国图志》在中国无人问津，在日本却广为流传，成为促进明治维新的启蒙书。⑥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为了确保某种社会秩序，承担的是政府的职能，维护的是政府的权威。十七世纪以来，传教士传播科技知识的活动曾被肯定，然而当西方的宗教教义引发诸多民间纠纷时，统治者出于对社会安定可能被破坏的忧虑，将西方宗教与科技一起打入冷宫。科学技术因自身蕴涵的稳定或动荡的双重功能，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统治者的考量重点或契合或冲突，从而使其具有了不同的历史命运。到了五四时期，基于挽救国家危亡的最强有力武器的价值选择，科学主义观念盛行，科学社会主义自然成为流行的思潮，“对旧社会必须进行武器的批判而不能满足于有了批判的武器。这种实干精神使斗争很快从思想领域转移到政治领域，乃至诉诸武力，演变为长期的革命战争”。⑦科学启蒙运动很快演化为社会革命运动，其深层动因或许还在于中国知识分子视科学为经世致用的实用工具（实学）。 二 康有为区分了三种“实”：有实测之实，其中的“实”即格致家的考察、考证；有实论之实，即古时候如何教人、如何受教；有虚实之实，即出自于几何公理的是实，出自于人之立法则较虚。⑧中国的实学思想古已有之，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墨家。墨子的教育目的是对学生授予实用的知识技能，在分工合作的原则下“各从事其所能”，培养为人民谋福利的“为义的兼士”。在教育内容方面，很重视与生产有关的实用科学知识和技能。⑨在中国的语境里，实的内涵除了康有为所做的区分，通常所指还有人世之实、道德之实、政治之实、经义之实以及生计之实等。如颜之推所谓：“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实也。”（《颜氏家训·勉学》）墨家的实学思想里则有经济之实、科技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