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教育是当前众人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农村教育为什么会陷入困境？出路何在？对这个问题的解答，自然有多种角度和不同方略，需要进行多层次的研究探索。其中，教育制度问题是个关键环节，本文将尝试就此做些分析。 一、我国农村教育困境的分析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都处在困境之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有人明确提出了农村教育困境问题，认为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出现了不断萎缩的趋势，其具体表现是：农村教育的数量规模呈逐年减少趋势；农村普通中小学生辍学率居高不下；农村教学设施简陋、办学条件相当差[1](P22)。进入21世纪以后，这个问题成为更多人关注的话题。有人明确指出当前存在着“农村教育危机”，其具体表现是：乡村学校在负债累累中挣扎；学生和家长难以承受高昂的学杂费；学生成为地方教育主管部门获取巨额利润的源泉；教师地位低下，利益没有保障；如此等等[2](P25-27)。有人发现，“1990年代以来，欠发达地区的义务教育与1980年代相比处于停滞甚至倒退状况”，在欠发达地区，“辍学率高，师资水平低”是普遍现象[3](P69)。有人指出：“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财政体制和农村经济状况的变化，农村教育正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普及九年义务教育面临着经费短缺的困难，继续提高教育水平更是举步维艰，城乡教育与知识差距明显加大。”[4](P99)如此等等。其实，只要是真正关心农村教育的人，对于农村教育的种种困境，即使没有亲历，想必也多有耳闻。可以说，农村教育困境问题早已不是一个新鲜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国农村教育种种困境，大体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即职能困境和生存困境。其中，职能困境是指农村教育没有多少用处，生存困境是指农村教育没有多少保障。 农村教育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这在官方和民间认识是非常一致的。就政府的意图来说，举办农村教育，历来强调两个观点：工具论和身份论。所谓工具论，就是农村教育在职能上要立足于为三农服务，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所谓身份论，就是农村教育在目标上要立足于把农村儿童培养成新型农民。工具论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身份论强调个人发展的身份规定，二者构成政府举办农村教育的基本意图，是相辅相成的两种要求。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农村教育综合改革运动中，有关领导反复重申：农村各类教育的主要任务，不是为了升学，而是为了培养具有初步科普知识的新型农民和乡镇企业职工。在1999年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经验总结大会上，教育主管部门把“农村教育的办学方向，必须由主要为升学服务转到主要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上来”视为最主要的成功经验，“这些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农村教育必须始终坚持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服务的办学方向，否则农村教育自身不能健康发展，也不能发挥对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5](P6)应该说，通过长期不懈的努力，农村教育在培养农民和为三农服务方面是发挥了作用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官方对此总体来说还不很满意。最主要的不满是，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贡献不大，农村学生多数不想当农民，改变农民身份，“跳农门”恰恰是广大普通农村学子求学的最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说，农村教育没有实现政府的意图，没有发挥好作用。 对民间尤其是农民及其子女来说，农村教育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农村人读书，大体有三种追求：一是升大学，改变农民身份；二是掌握些文化知识，以应生活之需；三是学得一技之长，作为谋生的手段。由于农村教育条件差，质量低，加上费用高，绝大多数农村人走不通升大学之路；农民的劳动技能，一般是在劳动过程中获得的，读书对此作用甚微；多少获得一点基本的文化知识，大概是农村教育绐农村人最主要的帮助了。这说明，一般农村人虽有读书的渴望和幻想，但读书并没有真正帮助他们改变命运。因而，农村人对农村教育同样是不满的。 官方和民间都对农村教育的功能表示不满，这是我国农村教育的一大困境，我们称之为职能困境。农村教育的职能困境，源于两种不同教育意图的冲突。简单地说，官方是想通过教育复制社会的等级性，使农村人安心做农民；农村人则想通过教育冲破社会的等级性，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农村教育一直处在这两种教育意图的冲突之中，最终是在哪个方面都没有多大成就。两种教育意图的冲突，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反映。官方的教育意图体现了强者对社会等级性的维护，农村人的教育意图则体现了弱者对社会等级性的反抗，二者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框架内是难以调和的。在维护等级性和抵抗等级性的斗争中，农村教育既达不到官方的主要愿望，也满足不了农村人的核心需求。这样，它就注定只是一种力不从心、无所作为的教育。 我国农村教育困境的另一个突出表现是：农村教育缺乏有效的体制保障。农村教育包括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其中主体成分是基础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确立了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体制，农村基础教育主要由县乡政府来举办和管理。一方面，这种体制的确在调动地方办学的积极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在实际运作中，这种体制又造成了政府全力为城市教育提供体制保障，而对农村基础教育不闻不问的局面，使城乡教育的体制保障出现了巨大差异。“人民教育人民办”，这是我国基础教育分级办学、分级管理体制的广告词，在许多农村地区，这句话正好成了政府不用举办农村基础教育的挡箭牌，成了把农村基础教育排除在体制保障之外的绝妙托词。事实上，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经费，主要不是来自政府的财政支出，而是依靠收取学杂费和教育费附加来维持的。据一位农村私立初中的校长说，他的学校和公立学校收费是完全一样的，公立学校除了学生交的学杂费之外也没有其他经费来源。如果说我国城市基础教育主要是由政府来埋单的话，那么农村基础教育主要则是由农民来埋单的。2000年以来，我国开始把基础教育权限上移，推行基础教育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新体制，农村基础教育收归县级政府来统筹管理。不少人对这项改革的评论是：“农村教育由农民办变成了政府办”，这恰好反过来证实了原来政府不办农村基础教育的事实。县级统筹制较乡村负责制来说，提高了农村教育的体制保障水平，但具体落实，仍有待观察。至于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在许多农村地区素来名存实亡，自然也是没有多少体制保障的。虽然各地的情况千差万别，很难做出精确一致的判断，不过，如果和城市教育比较起来，可以肯定地说，农村教育整体上只是一种边缘化的教育，是很少得到政府的公共事业经费支持的教育，越是经济落后地区，农村教育越缺乏体制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