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09)01-0030-06 在我看来，我们的社会较之以前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现在正处在一个紧要关头，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哲学和教育哲学的作用。它们不是作为技术性的学术活动，而是为了针对由物质条件和新技术带来的巨大变化，对由此而产生的风险和可能性提出洞见，用来思考个人、文化和国家的认同问题。我们如何为这个新世界教育孩子是教育哲学家们必须回答的最紧要问题。为了在这个新技术社会中生活，学生们必须掌握哪些技能？这绝非我们唯一需要关注的问题。我承认教育哲学家们确实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回应为争夺技术霸权而展开的粗野和不负责任的国际教育竞赛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提出更深层次的问题。更高的考试分数给学生带来更大的压力，迫使他们必须适应标准化模式。由于国际考试产业只以产量作为其教育目标而几乎不考虑其他任何教育目标，上述情况便愈演愈烈。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加入这场竞赛，争着爬到教育顶端，哲学家们当然有责任质问：我们从中得到了什么？这是否值得？但这只关乎更大目标中的一个部分，这个更大的目标则关乎教育的目的，以及教育与人类发展繁荣的关系。 哲学家们的中心问题也是人类自身的中心问题：在我们的时代，在这个星球上，成为一个人到底意味着什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居住在不同地方的我们，如何能够以一种合理的方式与居于别处的人形成某种共享的观念和技能。在我看来，这对于教育和教育哲学都是一个艰巨的任务。这个任务可以概括为下面这个问题，即我们怎样才能合法地形成观念(这里的观念是指感觉、思维、判断和行动的方式)，让人们认识到他们的认同可以超越文化和国家，甚至超越我们这个星球自身的物种。同时认识到我们是有能力破坏和保护这个星球的唯一物种，而我们正与其他物种共同居住在这个星球上。 教育哲学必须不仅仅被看作是眼下对教师的忠言良语，而是要被看作形成未来的观念的某种支架。有多种方式可以做到这点，但是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中，对过去的宏大叙事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主义只关注于当下的各种消极的可能性，而哲学本应当扮演的最好角色则正如苏格拉底所说的那样：站在幻想世界和真实世界之旁，充当引路人。这就意味着哲学家们除了引导之外还需要倾听，而教育哲学与以前相比，则需要与其他的教育家和学者的工作有更多的关联。 在美国，哲学如何服务于教育，我想在这里提三种方式：它帮助社会化的教师具有使命感，它帮助受鼓舞的教育家提出不公平问题，它帮助澄清教育语言的使用方式。这三种功能并不总是同时发挥作用。例如，对那些仅仅关注于澄清教育语言的哲学家，即通常所说的那些分析哲学家或概念分析家而言，如果哲学除了澄清概念的功能之外，还有社会化的作用或是激励的作用，那简直是一种耻辱。对他们来说，社会化和激励作用意味着不经思考而行动，但如果说到哲学，那么它不是别的，它只能是清晰而明智地思考。 但是，这也使我们意识到某种源头，意识到我们自己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充分性和可能性对于其自身的批判性重建是有效的。如果我们回顾那些真正伟大的哲学家，他们的经典作品中包括了有关教育的论述，我在这里会提到柏拉图、卢梭和杜威，他们在论述教育问题时并不把教育作为单纯的技术性问题来处理。相反，在规划对于年轻人的教育的远景的同时，他们也创建了某种样板，用于记录下未来的集体认同。只是在20世纪，在经历了两次毁灭性战争，即为不同的宏大叙事(利奥塔语)而争斗之后，或者说经历了相互冲突的道德和政治憧憬之后，哲学家们变得更加小心翼翼，并且开始逐步调低了他们对于自己学科的抱负。但是目前的状况，在某些方面与其说是源自二战后获胜却疲惫不堪的联盟，不如说更像柏拉图、卢梭和杜威所面临的状况。 这几位哲学家都描述了某种衰败的社会或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教育哲学作品却提供了他们构想的理念、价值以及主体际的可能性，并试图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时代。教育是他们构想的重点，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年轻人”就像是一块书写板，可以在上面写下某种新的观念形式。和黑格尔的只在黄昏后才起飞的密涅瓦的猫头鹰不同，这些哲学家们的燕子飞翔在晨曦之初。 说得公平一点，不是他们的学说承载了时代，而是时代承载了他们的学说。柏拉图在他那个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战败的城邦，卢梭面对的是不能处理社会危机的王权，而杜威那个时代面对的则是一个刚从内战中恢复过来的国家，在工业化时代它正试图在各种截然不同的可能性下重新联合起来。他们的教育哲学面对的主要不是学校，而是在一个充满混乱和各种可能性的时代中的意识生产和再生产，这种意识指的是行为习惯、思维方式、感觉和行动的方式、判断的模式以及个性的样式。 例如，《理想国》是一本真正的教育哲学著作，不是因为书中所描述的各种课程——尽管它们很重要，而是因为这本书系统描述了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及其存在的方式，描述了必须建构主体际的感受和理解以维持一个规划好的社会秩序。这是西方教育哲学的一项重要贡献，因为正是他在其中第一次承认，使社会能够联结在一起的意识的生产和再生产、主体际理解的形成、承诺的形成，首先是一个集体的建构。在柏拉图的心目中，教育的目标是使人的能力、习惯和欲望彼此协调，从而在正义的社会中产生正义的个人。 与柏拉图一样，卢梭也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协调欲望与能力，但是卢梭教育学中最令人惊诧的是他的教育方案，让孩子们清空所有外在强加的习惯和信息，教导他们避免他人的意见，而依靠自己的理解和直觉。在西方哲学经典中，如果说柏拉图的教育哲学作品首次把教育系统地表述为有意识的社会建构，那么可以说卢梭则第一个把教育系统地表述为有意识的社会解构。在爱弥儿的教育中，最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真诚，他能够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使自己的行为与人性的基本法则保持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