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伦理问题既是知识论问题，也是伦理学问题，还是教育问题。品德形成和德育过程包括“知情意行”几个环节，伦理道德的“知”不仅与“情意行”紧密联系，而且是它们的基础。任何伦理知识都是关于信仰、信念的知识，而非价值中立的“信息”“符号”。不能成为信仰、信念的知识，只是关于自然的知识，不是关于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知识。并非伦理知识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中也蕴含着伦理道德价值追求的精神、立场和信仰、信念。中国文化倡导的文以载道是知识伦理的简明概括，中外学界关于信仰与理性关系的不同认识也包括对文与道的关系的不同认识。如果把信仰看作是人的认识、情感和行为坚守的坚定信念，把理性理解为思维逻辑及其判断、推理的过程和方式，那么，科学信仰和知识应该是价值理性的“名正”与工具理性的“言顺”统一的“名正言顺”的信仰和知识。但“名正”的概念、命题未必是严密逻辑的“言顺”的概念、命题，既可能是名正言顺的，也可能是“名正言不顺”的。虽然“知性”德育是不完全和缺乏“实效性”的德育，但就连“知性”本身都矛盾重重，德育的效果就更可想而知。知识伦理的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的统一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科学化的基本保证。研究知识伦理问题既要说明知识中包含的伦理道德追求，更要说明知识中的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存在不一致和如何统一的问题。伦理道德知识在教育中具有重要地位，包括教育学在内的具有知识伦理特性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也有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意义。加强教育学知识伦理价值追求与思维逻辑的统一是形成科学的教育学知识的保证，必须树立正确价值观，提高思维能力、转化思维方式。 一、知识的伦理性与能力性及其相互影响 求知是人的本性，知识是人的实践和认识的结果，人是知识的产物。人不可能没有实践、认识和知识，但不同的人的实践、认识和知识则除了有共在的普遍性，也有不同特点和水平。劳动既创造了人类生存和延续的物质资料，也创造了促进人类文明程度持续提高的实践能力、认识能力和科学文化知识等精神财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学习和通过学习形成良好品德、增强认识和实践能力、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巨大潜能。人对世界的认识首先是对人自己及其与自然的关系的认识，尽管古今中外不同社会对何为善、人性是善是恶有不同认识，甚至相反认识，但求善育善扬善是古今中外社会实践和认识的共同追求。中国古代圣贤不仅认为“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存天理，灭人欲”是合乎天道的人道、道德和善，而且认为先天的善是后天的善的基础、本源，后天的善是先天善的延续、外化。古人的性善论、性恶论具有丰富含义和意义，这个认识和知识是伦理知识和知识伦理及其对社会影响的精髓、灵魂、核心、根本内涵和价值追求。 人性不仅有善恶差别，还有能力等级。古今之人赞赏的孔子主张的“有教无类”教育伦理和知识伦理，其实是“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的四等级伦理，并非现代人追求的“人人平等”、机会均等。董仲舒、韩愈以人能否教和是否用教为标准把人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等“性三品”。人性“学四品”“教三品”伦理知识和知识伦理，虽然对激励人们努力学习和接受教育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人的天资即便客观上存在差距，是否存在天生性善无需教育的“圣人”与天生性恶教也无用的“斗筲”那样的差距?这不仅是对客观性和规律性的认识问题，也有认识能力和认识的价值追求问题。如果不怀疑古代圣贤的认识能力，那就是古代圣贤认识及其形成知识的价值追求问题。事实上无论古人的认识、学习和接受教育的人性是否存在差距，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让所有人接受学校的良好教育。但古代圣贤没有看到生产力低下原因，而是归结为“性三品”或“学四品”“教三品”。教育伦理学首先是如何看待和对待教育对象的伦理学，中国古代人的“性三品”和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哲学家、武士和农工”三种人的分类及其教育的说辞，不仅成为古代教育伦理学的核心，也对整个社会伦理和知识伦理有重要影响。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的关系及其统一是自然而然的向上的生命力之道与自觉自为的向善的生活力、能动力之德的关系及其统一的人的生存力。向上向善都离不开知识和能力，体质和智性奠基是每个人生存的前提，品德为先是对做善事好人、育好人善人的要求。知识既有促进能力发展的能力性，也有促进伦理道德和品德形成的伦理性。知识不仅是能力和品德形成的基础，而且其伦理性和能力性也有相互促进和制约的密切关系。[1]缺德性就缺德心、德行，这是古人的认识。但对于有德性的人如何形成德心和德行，同样既有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的认识问题，也有知识伦理价值追求及其与思维逻辑是否统一的问题。如果说性善性恶只是人的扬善惩恶的知识、能力形成的可能性，只有后天的学习和教育才能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善恶的认识和知识、判断和德行能力，那么，对善恶的认识和知识是否就直接等同对善恶的判断和德行能力，既有“智慧即美德”“缺德与无知相关”“科学与道德无关”等不同认识，也有“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误。这些知识伦理与不同社会、不同时代的人认识和处理知识与品德的关系都有一定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