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和教育能够历经数千年延续至今，这一事实本身充分昭示：这种文化和教育必然具有许多优秀、合理的因素和强大的生命力。中国教育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决不能也不可能抛弃自己原有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而只有对传统进行认真严肃的审视和选择，予以合理的扬弃、继承、创新，才可能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现代化。本文着重论及在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应继承发扬传统教育中的哪些积极因素和如何继承发扬这些因素，以促进教育改革与发展，推动教育现代化。 一、以教治国：至高至上的教育价值观 中国自古即有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尚书·大禹谟》认为教育的价值为：“正德，利用，厚生。”许多教育家往往将教育视为安邦治国的基本策略，极力主张以教治国，即如《礼记·学记》所言：“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因为教育一方面可以使统治者得到安邦定国的德才兼备的王佐术治之才，一方面可以使普通民众“明人伦”，遵守封建宗法制度规定的各种宗法秩序，进而达到“以德治国”的目的。 孔子最早主张以教治国。他认为，“庶”——众多的人口，“富”——富裕的财力，“教”——民众的教育，这是治国的3 个基本条件（注：《论语·子路》。）。他指出，“足食，足兵，民信”是国家强盛的保证，即使在迫不得已时，宁可去食、去兵，也不能放弃教育、丧失民信。他认为应以德治国，亦即以教治国，因为对于国家的统御治理，教育比政治、法律更加重要和有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注：《论语·为政》。） 孟子基于其提倡王道、推行仁政的主张，更加强调以教治国，认为治国的关键是“得民心”，而“得民心”的根本手段是推行教育：“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注：《孟子·尽心上》。） 教育成败的根本在教师，因此荀子将重视教师作为振兴国家的要诀，将之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国之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注：《荀子·大略》。）“君师者，治之本也。”（注：《荀子·礼论》。） 汉武帝时，董仲舒继承并发扬了以教治国思想。他认为：“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注：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他极力主张将教育作为治国之本。董仲舒向武帝献策：“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于国，设庠序以教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注：《汉书·董仲舒传》。）这些建议为汉武帝欣然采纳，“兴太学，置明师”，大力发展教育，使汉武帝时期成为中国封建王朝中最强盛的朝代之一。 隋唐以后，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使教育与治术人才的培养和选择有了更密切的联系。人们多从人材的角度阐述以教治国的思想。王安石认为国家的改革和治理在于人才，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诚能使天下人材众多，然后在位者方可以择其人而取足矣。”有了人才，变法改革便可很容易地推行，否则，改革必难成功，因此他迫切地希望得到众多人才：“方今之急，在于人材而已。”（注：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王夫之对以教治国的论述也代表着明清教育家的思想：“王者之治天下，不外乎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为本，政为末也。”（注：王夫之：《礼记章句》卷五。） 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以教治国的思想，建立在儒家以教化为手段的仁政、德治思想之上，其教育主要是伦理道德教育，只能维持社会国家的稳定而难以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不必苛求处于经济与科技均极其落后和封闭的自然经济社会中的古人。他们向后人展示的是这样的真理：教育是开启民心、提高民智、淳化民风、走向文明的路石，是治国、兴国的法宝。以教治国的思想完全是我国古代的先哲们从实践中独立得出的真知灼见。这一光辉思想对今天我国教育现代化、对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仍然具有很大的指导和启发价值。今天的我们，在完成实现现代化和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的过程中，既有我们的先人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谆谆教导及其重视教育的行动典范，又有现代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立国、教育兴国的现身说法和理性论述，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努力实现教育现代化，在21世纪的知识经济中重振中华民族雄风呢？如果我们不真正在行动上重视教育，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在知识经济时代再次贻误发展机遇，我们便愧对我们的祖先，也愧对我们自己，更愧对我们的子孙后代！ 二、有教无类：民主大众色彩的教育对象观 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教育的民主化和大众化——教育的对象不受其国籍、种族、贫富、年龄的制约，每个人都有公平均等的机会接受教育。中国古代传统教育中的有教无类思想便体现了教育的这种民主性和大众性的色彩。 2000多年前的孔子，针对当时奴隶主教育的“有教有类”，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有教无类”（注：《论语·卫灵公》。）的教育思想。当时“学在官府”的官学将几类人排除在教育对象之外：一是被视为“非我族类”的非中原地区的华夷诸族，二是在华夏族中处于被奴役地位的“庶人”。即使在统治阶级氏族内部其教育也有着“辟雍”（天子之学）、“泮宫”（诸侯之学）和“乡校”（国人之学）的严格等级区别。“有教无类”则打破了以上森严的界限，不分华夷，无别贵贱，不论智愚，广收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