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迎接新世纪到来的关键时刻，人们越来越关注于教育，重视和寄希望于教育，于是形成了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为适应社会的发展，素质教育被提上日程，并在各级各类学校勉力实施。应试倾向，把方法变成了目标，使教育本身进入到难以突破的怪圈；素质教育也并非取消考试，考试本身作为教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亦应包含素质教育的内容。中国古代从察举到科举制度即是一种成熟而完备的考试制度，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一制度的考察，分析它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中涵盖的某些素质教育因素，从而为我们今天全面认识和实施素质教育而进行的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借鉴。 一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在亚洲东部广袤的土地上，沿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等地孕育着古老的中华民族，在历经了百余万年的演进之后，较早地进入文明社会。到西周乃至春秋、战国之交，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一家一户作为一个生产单位成为可能，自给自足的农村自然经济由此成为中国经济社会的主体。在这样的农业社会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万事不求人”，是他们生存方式的生动写照。地主和贵族剥削来的产品，也主要是用于消费而不是用于交换，那时虽有交换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生活中不起决定的作用。狭小的生产规模，落后的生产方式，产品经济的稳定结构，导致了“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坑头”状态的生存方式代代相传。 三代以降，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时期，春秋战国之交，百家争鸣，各种思想学说、政治主张纷然杂陈，在之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给中国的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乃至社会生活带来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还渗透在我们现代社会的一些方面，这是不容小视的客观存在。随着秦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的确立与巩固，以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标志，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统治思想的儒家理论正式地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这是在以孔孟儒学为核心的基础上吸收了先秦各家思想学说中有助于地主阶级统治需要的部分，经过改造之后而形成的。尔后历经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变迁，其内函与外延都在不断地丰富与扩展。到宋明时期产生的理学，是佛教哲学和道家思想渗透到儒家哲学以后出现的一个新儒家学派。宋明理学以儒家学说为中心，兼容佛、道两家的哲学理论，又吸收了唯物主义某些思想资料及若干自然科学知识，形成一个庞大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理学实际上是一种新形式的儒学，具有宋、明时期时代特征，为封建社会后期开始走下坡路的地主阶级统治服务的，它对加强封建专制主义，巩固地主阶级专政，维护封建社会的秩序，发挥过很大的作用。 儒家思想是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统治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汉武帝继位，下诏察举， 董仲舒在武帝策问时充分地阐述孔孟儒学，认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诗》、《书》、《礼》、《乐》、《易》、《春秋》）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从此，自两汉而宋明，直至晚清，“大一统”的封建专制理论基础的儒家学说从政治、经济延伸到伦理思想及文化领域。“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产生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思想，“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思想又进一步巩固了“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于是，在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条件下，在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制度之中，以“大一统”的儒家思想学说为核心，作为选拔封建政治人才的选官制度，“察举——科举”制度逐渐建立和完备。在封建社会前期，主要是以举荐为主考试为辅的察举制度，到隋代开科取士，这是科举制度的滥殇，而严格意义的以考试为主的科举制度则是产生在封建社会高度繁荣昌盛的唐代。唐宋之际六百余年，科举制度发展成为一种成熟而完备的选官制度和文化制度。 作为选官制度，它通过考试环节把读书与做官联系起来了。使历代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学而优则仕”的理想变为现实，也使通过教育手段为封建制度培养政治人才的统治思想得到贯彻落实。“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闻名天下知”便是士人孜孜以求金榜题名入仕做官的生动写照。“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论语·卫灵公》）。孔子当年提出的这种人生选择，通过科举考试得以实现，为那些期望由被统治者上升为统治者的人开通了一条合法途径。唐宋科举考试，不分世庶，向全社会开放，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专制的统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世族门阀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的庶族地主即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读书做官、入仕从政，给封建政权注入生机与活力，除旧布新，促进了封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科举制度不仅是统治者延揽人才的工具，也是统治者奴化士人，缓和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唐太宗曾眼看新科进士鱼贯而入，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弓箭射程）中矣”（《唐摭言》卷十五）。这句冲口而出的话语，道破了科举制度的实质。科举制度之下，全社会均视读书——考试——做官为正途，真所谓“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天下英雄尽白头”。广大知识分子无论是“负侗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辩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划……咸由是而晦之”。其个人特长才能，精神气质品味无不纳入科场规范，“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唐摭言》卷一）。宋真宗曾亲书《劝学文》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车马多如簇”，用食、色等人生物欲的肆意追求消磨士人的精神意志，使之变为封建统治的顺服工具，而不会产生任何反抗的意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