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57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667(2008)12-0052-05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主要是教育市场化改革)遭遇了很多困境，笔者在《教育理论与实践》(2006年第7期)中把它概括为几种冲突。但事实上，这只是从一个侧面(即制度结构)进行的概括，这些冲突实际上是教育的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选择问题。如果从价值上看，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困境表现为价值选择上的冲突，即教育治理的公共善与个人权利、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冲突；如果从改革所寻求的空间力量上看或者说是从治理模式上看，它还表现为政府、市场与市民社会三者间的选择困惑。 下面，将从三个方面在理论上分析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话语来源及选择上的困惑。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话语的把握，是基于对《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治理》(Governance)、《教育行政季刊》(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Quarterly)、《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公共资金与管理》(Public Money & Management)、《教育哲学期刊》(Journal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比较教育》(Comparative Education)等学术期刊以及相关著作与报纸自1990-2006年间有关教育公共治理改革论文的分析，这些话语中的很多部分在笔者的学位论文中有相关归纳，这里不再重述。 一、现代性政治哲学话语与教育公共治理改革的价值选择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要处理的问题是哲学与政治(或哲人与大众)之间的冲突，即哲人如何在民主政体中获得生存，也即是哲学生活或称美好生活如何在政治生活中获得实现。古典政治哲学追问的是何为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的实现问题。在它看来，德性就是美好生活。哲人之所以与大众有冲突，就在于哲人始终关切什么是“好”。 马基雅维里等现代性思想家则彻底颠覆了古典德性社会。马基雅维里认为，我们不应关注“应当如何”的问题，而是要关注人们事实如何的问题。在马基雅维里那里，道德律或自然法则被理解成一种自我保存的权利；根本的道德事实乃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义务。马基雅维里提出了一个人是否需要有道德的问题。在他看来，人不必多么高尚，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如果有道德的话，那么它也只能是一种出于自我保存需要的权利。这种新精神变成了近代的精神，被后来者继承下来。霍布斯以人的本能恐惧为思考政治问题的出发点，把道德奠定在人的激情之上，由于人的激情在于对死亡的恐惧，因而出于恐惧的动机而采取的自我保存就是自然正确的。因此，霍布斯将道德问题还原为技术问题，用人的权利取代了自然正当，把应当拉回到世俗的存在。卢梭虽然对现代性的方案一向不满，但由于他把人性问题建立在近代的自然状态学说之上，从而把道德起点奠基在人的激情之上，最终是推进了现代性。[1]卢梭的《新爱洛伊丝》、《爱弥尔》、《社会契约论》实际上表达了同一个意愿：即建立一个美好秩序的社会。但他的解决方案的关键点，即普遍意志之说，事实上是用普遍的承认替代了德性。康德进一步完善了卢梭的普遍意志之说，他提出：用形式上的合理性、也即是普遍立法之原则来检验行为准则之善性，而不必要诉诸任何实质内容的考虑。普遍承认的就是正义，就是善性。“上帝死了”之后，价值虚无。 对于马基雅维里以来的现代性思想家的最根本的意图，施特劳斯有过一段相当经典的概括：“古代经典认为，由于人性的软弱或依赖性，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一个完成。他们用他们的心灵之眼看到这样一个幸福的社会，一个人性在其中有最高可能的社会，这个社会就是最好的政体。但由于他们也看到人的力量的有限性，他们认为这一最好政体的实现要靠运气。而现代人则不满足并轻视这一乌托邦，他们试图确保实现最好的社会秩序。为了成功，或为了使自己相信成功，现代人必须降低人的目标，致力于以普遍的承认来替代道德德性，或者以从普遍的承认获得的满足来替代幸福。”[2]人的目标——自我保存——成了最高的道德，所谓普遍的承认也就是一种“价值中立”，即用“技术”取代了传统的道德决断，彻底放弃了何为对错与善恶的标准。 总之，现代性的思想家为建构现代性社会，彻底颠覆了自然等级秩序的古典德性社会，主张一个人人权利平等的现代性社会；彻底颠覆了传统美德，强调权利优先于善，放弃了对美好生活的追问与提升，用个人权利替代了任何实质内容的德性；用权利、自由、平等、公平等现代性的概念替代了古典德性概念。这种现代性的政治哲学话语决定了西方教育政策的哲学基础，效率、公平、自由择校等成为教育治理改革的话语资源。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所寻求的哲学依据就是在这些概念中进行选择，而这些概念建构着改革的基本方向。但由于这些概念实际上体现了现代性的危机，即只是追求形式上的合理性而放弃了何为对错与好坏的追问，从而走向价值虚无。因此，它们之间必然是相互冲突的。美国教育公共治理改革总是在这些相互冲突的概念与话语中进行选择，所以难免会陷入困境。比如，特许学校倡导者把特许学校描绘成一个理想的结构模式，认为它把与市场密切相关的效率、回应性与创新同与政府和市民社会密切关联的、宽泛的集体利益、社会正义和民主问责糅合在一起了。[3]显然，特许学校倡导者的话语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政治哲学语言：一方面强调效率，另一方面又强调公平；一方面强调教育服务提供的灵活性及个体的教育选择，另一方面又强调公共利益。 二、公共服务管理的空间结构模式与教育治理模式选择 在现代思想家那里，如何建构现代性社会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马基雅维里式的，一种是斯密式的。两者都是从人性出发来建构现代性社会，但思路截然不同：前者是从国家的角度来建构社会的，后者是从市场的角度来建构社会的。这两种路径的涵义也明显不同：前者意味着政治社会模式有利于解决自然状态下的不便和人类社会的冲突；后者意味着一种市场社会模式比政治社会模式更有利于解决人类的冲突。因为在后者看来，市场社会模式具有抽象的非人格化特征，也更利于实现利益最大化和个人自由。按照政治社会模式，社会需要依照政治的逻辑来运作，国家/政府或者如霍布斯主张的成为专制统治以便结束人类纷争，或者如洛克所说承担一切公共事务，解决人们在自然状态下的种种不便。按照市场社会模式，社会需要依照市场的逻辑来运作，国家与市场的职能分界相当明显。比如，在斯密看来，国家只应承担基本的读、写、计算教育活动，并且费用由个人与国家共同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