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课程研究范式的多维转换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广,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马云鹏,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博士。(长春 130024)

原文出处:
外国教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课程研究范式发生了重大转换,主要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课程研究内容由“课程开发”向“课程理解”转换;课程研究的哲学基础由“现代主义”让位于“后现代主义”;课程研究的方法论因“文化研究”的繁荣而渐次涵盖了“科学研究”;课程研究的文化语境由“单一封闭”逐渐走向“多元开放”;课程研究的场域由封闭的“象牙塔”走向开放的“田野”;课程研究的主体已由旁观的“族外人”转变为直接参与的“族内人”。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03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423.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469(2008)12-0039-05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出自库恩(Kuhn,T.)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它是指“一个共同体成员所共享的信仰、价值、技术等等的集合”。[1]范式不仅能够把一些“志同道合”者吸引到一起,还能够指导这些“志同道合”者共同进行“解难”活动。所以,范式对共同体成员既具有研究上的精神导向作用,同时又具有对其行为上的规范制约作用。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引发的价值观念以及社会信仰的深层变化,西方课程研究范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换。

      一、研究内容:由“课程开发”走向“课程理解”

      20世纪初,以美国学者博比特(F.bobbitt)出版《课程》一书为标志,课程论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其后,作为课程科学化运动的集大成者,拉尔夫·泰勒(Ralph Tyler)在总结其领导的“八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泰勒原理”。泰勒原理的提出在课程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自其提出后的30年左右的时间里在课程研究领域一直占有统治地位。

      但以“泰勒原理”为代表的课程理论研究一直把“怎样科学有效地开发课程”作为课程研究的主要问题,把课程视为“学校材料”,课程研究即探究“价值中立”的课程开发的理性化的程序,从而也导致了课程研究的“程序主义”的出现。这种研究倾向使泰勒原理的一些弊端充分暴露出来。首先,受技术理性支配,通过合规律的行为而对环境加以控制和管理,具有丰富主体性的教师与学生成为被控制与支配的客观对象;其次,课程研究成为一种线性的、封闭的、工艺学的操作技能训练,过于注重课程本身的问题而忽视了课程以外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与意义空间;第三,把课程开发过程视为一种普适性的、划一性的程序操作模式,课程研究成为“课程开发”的技术程序操作。依据“泰勒原理”所进行的“课程开发”,在某种程度上泯灭了人的创造性,忽视了学校实践的特殊性,遮蔽了教师与学生的主体性,这为课程研究的后来者提供了批判的依据与创新发展的空间。

      20世纪70年代之后兴起的解释学、法兰克福学派、新教育社会学、后现代主义等对泰勒原理进行了深入的批判。美国著名课程理论家派纳(W.Pinar)将泰勒原理的课程研究取向正式概括为“课程开发范式”。在对“课程开发范式”的批判与反思中,课程研究领域发生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即课程研究由“课程开发”向“课程理解”转换。这种研究取向把课程视为“符号表征”,课程研究的目的是“理解”课程“符号”所负载的价值观。派纳将这种研究取向概括为“课程理解范式”。课程变成了一种“文本”,对这种“文本”不同角度的解读,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课程话语”。当今的课程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课程开发的程序的论争,而是将课程置于广泛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等背景上来理解,联系个人深层的精神世界和生活体验而寻找课程的意义。[2]“课程理解”范式表现出了一种开放精神,容纳了各种理论对课程“文本”的多元解读。如“政治课程理论”、“种族课程理论”、“性别课程理论”、“现象学课程理论”、“后现代课程理论”、“美学课程理论”、“生态学课程理论”、“全球化课程理论”等都从各自的理论角度出发对课程进行了不同的理解与解读。

      二、哲学基础:“现代主义”让位于“后现代主义”

      现代课程研究是建立在因西方工业革命和科技进步而产生的一系列价值观、社会精神、文化态度、思维方式等基础之上的一种课程研究范式。简言之,现代课程研究是建立在“现代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所谓“现代主义哲学”,是指从笛卡儿开始的理性主义哲学、启蒙运动,19世纪以康德、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孔德的实证主义,20世纪的马克斯·韦伯的哲学,萨特的存在主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等。[3]现代课程研究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论为基础,以机械唯物论为哲学指导,形成了现代课程研究范式中独特的知识观、课程观、师生观、价值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在知识观上,现代课程研究范式认为,知识是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存在,具有客观性和普遍性,而且是价值无涉(中立)的;在课程观上,现代课程研究范式认为,课程是通过程序或控制而形成的客观产品,是外在于教师与学生的客观存在;在师生观上,现代课程研究范式认为,教师是客观知识的传授者,学生是客观知识的接受者,教师与学生均成为课程编制者的操纵工具;在价值观上,现代课程研究范式遵循的是“工具理性”主义;在认识论上,现代课程研究范式强调的是结果与目标达成的状态;而在方法论上,现代课程研究遵循的是量化与标准化原则。

      现代社会在享受人类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也使人类逐渐沦为现代科技的奴隶。换言之,人类创造现代科技并通过利用现代科技显示人类自身力量伟大的同时,也暗含着巨人举起巨石本身就包含了砸自己脚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变成了现实性。20世纪70年代,在概念重建运动的推动下,在对现代课程研究的反省和超越中,后现代课程研究逐渐兴起。后现代课程研究是建立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后现代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它是当代西方哲学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自身发展的一种理论反省。[4]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不断激化,这促使哲学家们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来反思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运及其理论基础的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的正确与否。后现代主义在这一反省中更多地是看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给人类的生存带来的危害和弊端。因此,建立在后现代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后现代课程研究也开始对现代课程研究的危害与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省与全面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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