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法 K234文献标识码 A 私学是与官学相对应的一种办学形式，是学校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秦朝“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中断了春秋战国以来蓬勃发展的私学教育。迄至汉初，私学逐渐恢复发展起来。汉武帝独尊儒术后，一方面儒家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将之看作为政之本，提倡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另一方面以“儒术缘饰政治”的政治建设需要大量的知识人才，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社会逐渐对教育产生了极大的需求。但是，两汉时期官办的中央和地方学校教育内容仅限于经学且容纳人数十分有限，因此，蒙学教育、大部分专经教育、儒学外其他学派教育都是由私学承担。透过专经阶段私学教育的状况就可想见汉代整体私学教育的繁荣之势：“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1] 关汉代私学发展的状况、特点、制度以及私学教育作用等问题，学者们多有论述，而关于私学发展对社会的影响方面鲜有全面的考察。作者不揣浅陋，试分析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 私学教育的发展促进了社会人口的流动 汉代，蒙学阶段的学习一般在家庭内部或家乡附近的书馆中完成。进入更高阶段的专经学习后，学子们则可自由流动，自主择师。儒家经师教授弟子，普遍遵循着《礼记·曲礼》中所云：“礼闻来学，不闻往教”的教学原则，即是规定弟子必须登门拜师求教，或到教师设立的专门场所学习，同时也要求教师不得屈尊到学生家里教授。御史大夫张忠欲聘请颖川孙宝教授其子经学，遭到孙宝拒绝，但后来孙宝却接受了张忠聘请的主薄一职，为此孙宝解释说：“高士不为主簿，而大夫君以宝为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独自高？前日君男欲学文，而移宝自近。礼有来学，义无往教。道不可诎，身诎何伤？”[2] 东汉时期，包咸精通《论语》，“（太守黄谠）欲召成入授其子。咸曰：‘礼有来学，而无往教’，谠遂遣子师之。”[3] 经师们是从“道统”的高度理解这一原则，并坚持师道尊严高于富贵荣达。屈从于权贵而违背此原则的行为会受到批评：“（郭宪）少师事东海王仲子。时王莽为大司马，召仲子，仲子欲往。宪谏曰：‘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4] 经师对待权贵们态度尚且如此，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更是得亲自往教师处受教。 汉代实行严密的户籍制度，禁止人员的自由流动以保证国家对编户齐民有效控制。但是，史料中个案记载材料显示，学子们却可以自由流动。学子们为了追随名师，不惜离乡背井、千里寻师。史书中的例子不胜枚举：李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5]；景鸾“少随师学经，涉七州之地”[6]：郑玄“以山东无足问者，乃西入关，因涿郡庐植，事扶风马融……玄自游学，十余年乃归乡里”[7]；范冉“奉檄迎督邮，冉耻之，乃遁去。至南阳，受业于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8] 汉代国家规定每年八月全国各郡县必须统计户口增减数目和检阅民户：“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杂案户籍。”[9] 期间民户要到指定的地点接受官府的检查。然而，国家对编户齐民每年八月的“案比”户口政策并不约束学子，学子们可以长时间的从事学习活动。李固“学五经积十余年”，郑玄“十年乃归乡里”，范冉“历年乃还”，赵晔学习时间竟达20年之久，“汝南王叔汉，父子方出游二十余年不还”[10]，以至于赵晔家人还以为他不在人世了。 汉代这种寻师学习的弟子群体数量十分可观，两汉有姓名可考的私家教授即有三百六十多人。就史籍中有明确记载者而言，西汉时已有经师所授生徒数已经达到数百乃至上千人，东汉私学弟子数量更是大幅上升，著录弟子在万人者，有蔡玄、魏应、张兴、牟长四家。他如：徐房、李子云养徒千人，牟纡门生千人，杨伦弟子千余人，钟皓门徒千余人，王良教授诸生千余人，杨厚弟子上名录者三千人，曹曾门门徒三千人，周磐教授门徒常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等等。汉代私学教师在全国分布很广，郝建平在博士论文中根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编制成《两汉私家教授分布表》，表中反映出：“西汉的私家教授分布共计42郡国，占全国郡国的百分之四十以上；东汉私学分布54郡国，占全国郡国的百分之五十强。东汉除继承西汉的绝大部分教育区外，还向更为边远的地区开辟了施教区域。”[11] 学生们自主择师，就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全国大部分地区自由流动，如此大规模的高素质人员的在全围范围内的流动必然会促进区域间文化的交流融合，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多方面的积极的影响。 二 私学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教师所在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气象 私学教学地点无论是处于繁华的城市还是偏僻的乡村，德高望重的教师的存在以及相当数量的人口到来会为当地的居住小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教师的人品风范对当地民风民俗的侵染。儒学重视教化的作用，教化就是运用一定的道德、礼教内容的教育手段和方式，使社会按照统治者的意图形成符合其治理目的社会风尚和道德行为规范。其中特别重视统治者和教育者自身的示范作用：“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2] 教育的过程不仪是传授文化伦理知识，而且要在行动上对受教育者示范，汉代“教”字的主要含义就是行为示范：“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二为之，下效之”[13]；“教，上所施，下所效也”[14]。现实政治社会生活中，品行更是政府察举人才的根据和乡里舆论的凭依，内在的道德要求以及外在的规范作用使得教师非常注重自身的人格修养。如“（楼望）陈留雍丘人也。少习《严氏春秋》。操节清白，有称于乡闾。”[15]“（杜抚）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章句。后归乡里教授。沉静乐道，举动必以礼。”[16] 他们高尚的人格在当地社会中有巨大的道德感召作用：“（孙期）家贫，事母至孝，牧系于大泽中，以奉养焉。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让。”[17] “（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乡里有争讼者，辄诣衍决之，其所平处，皆曰无怨。”[18] 教师人格魅力甚至能影响战乱中的农民起义军：“王莽末，（包咸）去归乡里，于东海界为赤眉贼所得，遂见拘执。十余日，咸晨夜诵经自若，贼异而遣之。”[19] 东汉末年，“郑玄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20] 《两汉私家教授分布表》中可看出，东汉时期私家教授向边远地区扩展，西北有安定、敦煌，西南有犍为，东南有江夏、九江、丹阳，南方有南海等，这些原来的蛮荒之地必然会因私学教师的到来受到儒学伦理教化的熏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