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政策转移理论研究述评

作 者:

作者简介:
魏淑艳,女,(1965-),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教授管理学博士,东北大学,沈阳 110004

原文出处: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09 年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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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176(2009)05-100-(9)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学者致力于政策传播的研究,关注政策为什么从一个政府机构传到另一个政府机构。最近10多年来,由于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推动,一个民族国家学习和转移其他民族国家政策的现象层出不穷,引起政治学家的浓厚兴趣,政治学和国际组织研究中有越来越多的文献直接或间接地讨论并分析了这一现象,相关的学术术语有许多,如教训吸取、政策集中、政策扩散和政策转移等。虽然其中的术语和焦点经常变化,但是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关于一个相似的过程。本文主要阐述西方学者关于政策转移理论的研究现状,说明其意义,并结合中国的实际作出评价。

      一、政策转移研究的缘起及相关概念的关系

      政策转移研究是作为比较政治学研究的分支系统逐渐形成的。1940年以前,大部分政治学比较研究集中在正式的政府机构上,当时的研究呈现出“国家中心主义”的特色。20世纪40年代期间,这样的方法变得缺乏时尚,政治学研究开始考察公民社会如何与国家相互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比较公共政策学研究开始兴起,大量的学者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比较政策分析上,其中以沃克最为著名,沃克将相当多的兴趣放在界定政策扩散的过程上,这些初始的研究并不涉及扩散政策的详细内容,而是探求时间、地理接近和资源相似性的关于扩散原因的解释;这使他们的研究和后来的政策转移相比焦点更有限。随着扩散研究的进展,弱点逐渐暴露。20世纪80年代,批评者指出:“这项研究传统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新政策的内容毫无揭示。”作为这种认识的结果有必要回答被扩散研究忽视的问题,比较公共政策分析由此开始讨论教训吸取和政策转移。此外,政策转移兴起的另一个现实的原因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的经验正在对民族国家的私部门、公部门和第三部门的决策制定者产生日益有力的影响。尤其“政策转移”和“教训吸取”是一种方法,凭借这一方法,有关政策的知识、行政管理措施或机构被跨越时空用于在其他国家发展政策知识、行政管理措施和机构。这种现象的发展和普遍化引起了西方政治学界的兴趣与关注,由此导致了政策转移研究的兴起。

      西方政治学界的一些学者对国家间存在的政策借鉴现象提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标签。1993年罗斯提出了“教训吸取”(Lesson Drawing)的概念,Ikenberry 在1990年提出了政策乐队车(Policy Band-Wagoning)的概念,cox在1999年提出了政策借用(Policy Borrowing)的概念;弗里曼(freeman)在1999年提出了政策采购(Policy Shopping)的概念;Schneider & Ingram在1988年提出了“系统的捏合思想”(Systematically Pinching Ideas)的概念。戴维·道洛维茨和戴维·马什用政策转移这个术语作为一般的框架来涵盖当时一系列有关的概念,并被学术界所接受。

      道洛维茨和马什认为,政策转移“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在一个时间或地点存在的政策、行政管理措施或机构被用于在另一个时间或地点来发展有关政策的知识、行政管理措施和机构”。道洛维茨和马什认为,政策制定都是教训吸取的过程,一个政策制定者能够吸取的两方面教训是,“第一,外国的政治系统常常提供有趣的政策改革实验室,其次,在政策制定中,政策制定者在自己的政治系统内使用这些实验室中发展的成果常常是可能的。学术上这被称作政策转移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政治系统的政策或实践流入和应用于另一个政治系统的政策制定场域”。在道洛维茨和马什看来,政策转移的过程包括自愿的转移、强制的转移和混合类型的转移。自愿的转移试图把罗斯的“教训吸取”纳入里面;而“强制的转移”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的政府或超国家机构鼓励或甚至向另一个政府施加压力以采纳某项政策;混合类型的转移是介于强制的转移与自愿的转移两者之间的转移。道洛维茨和马什提出了广泛的转移对象清单,包括“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具,政策计划,机构,意识形态,观点和态度及负面教训”等8个方面。

      与政策转移高度相关的概念有“教训吸取”、“政策学习”、“政策集中”和“政策扩散”。“教训吸取”(Lesson Drawing)概念的提出者是理查德·罗斯。罗斯在《公共政策的教训吸取》中,探索了由于某种原因政策制定者对现状不满意,以及教训如何被吸取,从而决定别处的计划或许能够在他们的环境中实施的过程。罗斯认为,政策教训是一系列行动的详细的因果关系描述,政府能根据其他地方的经验,包括一个评估的视角,考虑是否别处所实行的政策有一天会成为本国有效的政策。罗斯指出,教训吸取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复制、效法、杂交、综合和启发。从罗斯对“教训吸取”、道洛维茨和马什对政策转移的界定来看,教训吸取和政策转移两者关系密切。道洛维茨和马什认为,教训吸取是政策转移的起点,积极的教训吸取会导致政策转移,消极的教训吸取使政策转移并不发生。

      英国学者科林·班尼特界定了政策集中(Policy Convergence)的概念,并说明了其产生原因。班尼特认为,政策集中指公共政策在结构和过程方面日益增长的相似性。它包括在政策目标、政策内容,政策工具、政策结果和政策风格方面的政策集中。要了解政策转移与政策集中的关系,首先要知道政策集中是如何发生的。根据班尼特的观点,通过其确认的“四重过程框架”政策集中可能发生:“仿效,国家官员复制采纳了别处的政策;精英网络,集中源于跨国的政策共同体;通过国际的社会制度而融和;通过国外的参与者和利益集团渗透。”班尼特关于集中的发生原因说明了政策转移是政策集中的原因之一,政策集中是政策转移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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