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比(C.E.Beeby)在我国学术界基本上还是个“陌生人”，殊不知他是本世纪西方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先驱之一，曾被誉为西方研究发展中国家教育问题的最杰出学者，他的大名在西方的发展中国家教育研究学术圈内是无人不晓的。他的代表作《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质量》，更是西方大学国际和比较教育专业学生必读的经典之作。笔者在英国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留学期间，有幸在西方发展中国家教育问题著名专家黎安琪(A.Little)教授指导下初步研读过毕比的这部名作。现把他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思想介绍给大家，以期推动我国的国际和比较教育研究。 一、毕比的生平 毕比1902年出生在英国利兹，1906年随父母移居新西兰。他的初等与中等教育都是在教会学校中接受的。1920年中学毕业后，他先在坎特伯雷大学学院学习法律，后转入克里斯特丘奇师范学院，与此同时在大学学院业余进修人文科学。1923年起在坎特伯雷大学学院担任哲学与教育学助教。1925年来到英国，在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攻读心理学专业的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取得博士学位后又回到新西兰在坎特伯雷大学学院担任哲学和教育学讲师，教育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并开设心理诊所进行职业指导和工业心理学方面的实验。 1934年起担任新西兰教育研究学会会长。1938年担任新西兰教育部长助理。1940—1960年担任新西兰教育部长。在任教育部长的20年间，他积极参与发展中国家教育援助计划，到过中、东亚许多发展中国家；1946年率新西兰代表团去巴黎出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大会；在1948—1949年曾兼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长。1960年起担任新西兰驻法大使和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常任代表。1960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委会主席。 1963年退休之后，应邀去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教育与发展研究中心担任4年的客座研究员；期间作为哈佛大学的项目官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曾到过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并参与了那里的教育发展培训与咨询计划。在此同时，毕比开始了他个人的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研究，1962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质量》，就是这阶段教育研究与实践的产物。 1967—1968年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规划研究所《教育规划纲要》系列丛书的总编，负责编写了第一套15本书；在1967年出版《规划与教育行政人员》一书。1968年作为英联邦访问教授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发展中国家教育系从事发展中国家教育研究和为发展中国家培训高级教育官员。1969年又作为澳大利亚政府特邀专家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帮助制订学校教育发展规划。1970年作为福特基金会顾问帮助印度尼西亚教育部规划和实施“国家教育评定”。1967年又作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顾问去马来西亚评估该国的课程发展工作。1982年，在他80岁高龄又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大学任校外顾问。1987年起担任世界银行“改善发展中国家教育质量”政策顾问和坦桑尼亚中等学校研究中心的顾问。可见，毕比把他的一生贡献给了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事业。 二、毕比论发展中国家教育 1.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质量 对战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数量问题似乎是教育规划中的首要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振兴计划需要大批熟练工人，这使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选择了数量；此外，对教育分层作用的认识，也使许多家长开始重视对自己子女的教育投资；由于大多数家长是文盲，因此他们欲求的是“更多的教育”而非“更好的教育”，这也推动了教育数量的扩展。至于教育质量问题，在战后早期的一些国际会议（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亚的斯亚贝巴会议”、“卡拉奇会议”和“智利圣迭亚哥会议”）上，均没予以充分的重视。毕比谈到，他曾出席这类会议，但没听到谁提到教育的质量问题。[1] 但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已经非常严重。60年代初，非洲的文盲已达1亿；参加卡拉奇会议的15个亚洲国家中，失学儿童已达8700万。毕比指出，这些有关教育质量的触目惊心的数字被人忽视了。[2]直到1962年的“东京会议”上，一些亚洲国家的教育部长才似乎意识到教育的质量问题。该会议的报告曾指出：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强调教育质量必然要牺牲教育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而要使人人受教育，那么教育的扩展只能以质量为代价。在这“两难”中，选择数量在短时期内必然面临降低水准的危险，但我们希望能避免这些危险”。[3]这便引发了毕比去认真思考教育的质量问题。 (1)教育质量的三个水平 什么是“教育质量”？毕比认为可以从三个不同的水平去思考。在第一水平（即最简单的水平），也许可叫做“课堂概念中的质量”；这种质量是指对读、写、算基本技能的掌握和对历史、地理、卫生等一些常识的掌握。这种教育质量是可测量的。这一水平上的质量还包括一些不易测量的成分，如勤劳、整洁、准时、服从、礼貌、爱国等品质习惯的养成。在第二水平（即较复杂的水平），也许可叫做“市场概念中的质量”；在市场中，教育质量是根据其“生产能力”来测量的。在第三水平，也许可叫做“社会的个人判断中的教育质量”，即用较广的社会标准来判断质量；每个人都能根据本人、自己子女、本部落或本国设立的最终目标来判断我们的学校制度。[4] 毕比认为，第一水平上的是校长眼中的教育质量，第二水平上的是经济学家眼中的教育质量。经济学家只在第二水平工作最有效，但他们从不知道在第一水平教育学家是如何为提高学校中的教学质量而奋斗的，他们也不清楚在第二水平为什么要为更高的社会目标而进行教育改革，因而教育学家只承认经济学家在第二水平上的权威。[5]鉴于在第一水平上，对教育质量的争议最少，因此，毕比以此为基础谈述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质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