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不高，已成为我国教育发展与改革中面临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多年来教育增长方式不太对头有直接关系。因此，转变以往教育发展中偏重数量和速度的增长方式，切实把办学方向、路子、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内涵发展、提高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以资源配置和投入产出比最佳化的效益型教育走向21世纪，是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一、我国教育发展中长期存在偏重规模速度、忽视质量效益的倾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教育事业朝气蓬勃发展，在提高国民素质、培养人才、推动科技进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偏重外延发展、忽视质量和效益的倾向。这种外延式发展，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偏重于学校数量的增加。近几年，各级各类学校的生均公用经费之所以不断下降，重要原因之一是“发展”过多地占去了“提高”的经费。一个地级市可以投几亿元新建大学，中小学公用经费却少得难以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一些地方超越客观实际，片面追求发展速度，或盲目扩大班额（有的小学和初中每班多达100余人），或建只有围墙、教室而很少配备教学设施的“空壳学校”，严重限制了教育质量的提高。 二是搞低水平的重复建校。1983年到1985年的3年间，新建高校301所，仅1985年一年就增设新校114所，平均3天建一所。一些已经设置的院校和专业，由于本部门或本地区对人才需要有限尚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另一些部门或地方又根据自己有限的需要，投资新建同样或类似的院校和专业，使得本来就有限的资金分散使用，出现“大家都吃不饱，也吃不好”的现象。1985年，中央把举办基础教育的责任下放给地方，不少地方一哄而起新建学校，造成布点分散、学校规模偏小等难以挽回的结构性问题。中等职业教育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重萎缩后，通过新建学校实现“大力发展”，在一个阶段是必要的，但各地在规划本地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时，主要依据自上而下硬性规定的目标和比例而不是本地的实际，因而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三是盲目设置专业。部分学校对人才需求状况缺乏全面细致的调查论证，存在着盲目争上热门专业的倾向，很快形成培养数量的饱和或过度状态，造成新的供求失衡。 我国教育发展中存在的这些偏重外延扩张的倾向，导致诸多结构性矛盾。 从教育与经济发展速度的比较看，牵动教育全局的高等教育发展同经济发展不够协调。经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高级专门人才增长速度的比例一般为1:0.68，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却高于国民经济发展速度。1978年到1980年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增长速度为15.60%，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1.61%；1981年到1985年，普通高校招生增长速度为22.05%，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为15.72%。90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呈现出更强劲的发展势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增长速度，1992年比1991年增长21.7%，1993年又比1992年增长22.5%，同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分别为18.8%和13.8%，有部分省市招生速度高出经济增长速度近一倍。我国教育基础较差，现代化建设又急需人才，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快一些是可以的。但过快了，超过了经济所能承受的限度，也会出现新的问题。像1992年至1993年那样的超常规发展已经酿成学校超负荷运转、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严重后果。 从教育结构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发展不够协调。我国受教育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亟待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大量初中级人才，而国家和社会支持教育的能力又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实施“降低重心、加强基础”的教育发展战略，各级政府应该在办学的指导思想上、投资方向上重点保义务教育。但有些地方并没有把加强基础教育和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统一起来，而是加快了上层（普通高等教育），带动了相关中层（普通高中教育），削弱了基层（九年义务教育）。 各类教育内部规模与效益之间也不够协调。据统计，1992年，全国小学平均规模为171人，初中为586人，高中为475人，中等职业学校为347人，普通高校为2074人，其中本科院校在校生不足1000人的占13.1%，专科学校在校生不足600人的占15.2%，短期职业大学在校生不足600人的占41.7%。各类学校平均规模均达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本科院校3500人以上，专科学校2000人以上，职业学校600人以上，普通高中900人以上，初中900人以上，城镇小学675人以上），同世界发达国家教育的平均规模相比，差距就更大了。此外，教师与学生比例失调、专业设置和课程结构不够合理、培养人才的质量不高以及大中专毕业生用非所学、高才低用等问题，也说明规模与效益不够协调。 二、我国教育外延式发展的根本原因 对经济与教育发展关系的片面认识和决策上的片面性，形成教育外延发展的巨大张力。回顾建国以来经济与教育的发展态势，基本是经济与教育同期波动，即经济平稳发展——教育平稳发展，经济“大跃进”——教育“大跃进”，经济调整——教育调整，经济加快发展——教育加快发展，经济大起大落——教育大起大落。我国经济与教育之间的这种同步波动趋势，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普遍规律，另方面也反映了我们对教育认识和决策上的片面性。教育周期长，见效慢，其波动周期应该比经济波动周期缓慢得多。而我们的一些同志，往往把经济与教育简单地理解为一种对应的关系。这样来回折腾，只能使教育大起大落，比例失调，效益低下。指导思想上的急于求成，也导致一些地方盲目追求不切实际的发展速度。比如，山东省确定于1996年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盲），比国家规定的到本世纪末基本实现“两基”的时限提前四年。一些地方在制定教育发展规划时，又比省定速度有所加快。一些经济发达、教育基础较好的地方积极进取，先于全省实现“两基”，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但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发展的速度、规模、层次要特别注意适度，否则，硬做“少米之炊”，难免会导致泡沫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