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分析和讨论班级规模与教学效果的关系，为探讨如何提高我国中小学教学质量提供点滴参考。 一 对缩小班级规模这一主张，教育界人士一直争论不休。[1]一方面是由于班级规模的缩小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育经费的支出、使用以及师资的供求，尤其使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忧心忡忡。显然，班级规模越小，每个班的学生人数越少，那么所需的教师就越多。相应地教师的薪水和福利，校舍以及其他所有的教学材料和设备都要增加，教育开支也随之上涨。目前，我国教育经费短缺，师资队伍严重不足，缩小班级规模对我国的教育负担无异于雪上添霜，不切实际。难怪有人说：“T=S/CT（即教师数量等于学生总数除以每班平均学生数）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方程式”[2]。另一方面，教育专家们对班级规模与教学效果之间的关系所作的研究，得出的结论也不一致。美国著名的教育学家格拉斯(Gene V Glass)和史密斯(Mary L Smith)运用“综合分析法”，对从1900年到1978年的有关班级规模的研究进行大量的比较分析后认为，班级规模与学生的学习成绩有密切的关系。班级越小，学生所学越多，效果越好[3]。几乎与此同时，美国ERS的罗宾逊(Glen E Robinson)运用“相关归类法”，对近一百个有关班级规模的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后指出，班级规模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取决于年级的高低、学习科目、教学方法，以及学生的文化和经济背景等多种因素[4]。另外，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史拉温(Robert Slavin)教授运用“最优证据综合法”严密地分析了具有较高质量的有关班级规模的实验研究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每个班的学生数减少到15人，其积极影响也微乎其微；而真正最有效的方法是个别教学，那就是将班级规模缩小到每班只有一或两个学生[5]。 大致说来，班级规模的研究经历了以下五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前实验期（1895—1920年）、初级实验期（1920—1940年）、大班教学研究期（1950—1970年）、个别化教学研究期(1970—1978)，以及综合分析期（1978年以后），各个阶段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技术以及所探讨的具体问题都存在着差异[6]。最早对教育过程包括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的关系进行实证性研究的是美国的莱斯(J.M.Rice)，其研究报告于1902年发表在《论坛》杂志上[7]。该研究并未发现班级的大小与学生的成绩间有任何密切关系。但遗憾的是，莱斯的研究报告基本上没有提供任何比较分析的统计数据，因而难以明确地揭示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之后，从1900年到1920年，研究人员搜集了许多有关班级规模和学生成绩的新资料，并进行了统计分析。但这些研究基本上还处于非实验性的逻辑推理。孔曼1909年的一项有关班级规模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8]。孔曼对美国宾州一个校区1909年度的学生升留级记录进行了分析。他将该校区的各个班按学生数分成三组：少于40，40至49人，50以上，然后，计算出每组的学生升学率。他发现，在三年级，学生人数少于40的班，其升学率为88%，学生人数在40到49的班，其升学率为85%，学生人数多于50的班，其升学率为81%。不难看出，这种分析将班级规模的问题过于简单化。因缺乏严谨的实验设计和控制，无法解释很多其他的变量，因此不可能对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的关系作出可靠的因果判断。 从二十年代开始，随着实验研究的概念和技术逐步发展，并在教育研究中得到应用，对班级规模的研究在方法上有了较大的改进。人们对班级规模与教学效果之间的关系也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为了有效地控制有关变量以利于更明确地分析班级规模对教学的影响，教育研究人员开始注意以学生的学习能力和成绩为指标，将小班和大班的学生进行配对，统一大班和小班的教学内容与方法，并尽可能地由同一个老师教授大班和小班。1929—1930年，美国的怀特勒和威勒采用这种方法，以24个小学班级为对象，对班级规模的影响进行了实验研究[9]。他们将这些班按每班20个学生进行分配后分成12个对子。在开学初，实验组保持以每班20人进行教学，而对照组则由每班20人增加到40人进行教学。经过16周的教学后，对所有班的学生进行成绩测验，比较两组的差异。然后，他们又将实验组与对照组进行交换，即对照组保持原有的20人，而实验组每班由原有的20人增加40人。经过16周的教学后，再次对两组的所有学生进行测验。对两组学生的测验结果比较分析后发现，小班的教学效果优于大班，接受小班教学的学生学习成绩较好。 由于种种原因，班级规模的研究在四十年代几乎处于冬眠期。五、六十年代期间，美国的学生人数急剧增加，教育经费紧张，教师数量和各项教育设施愈来愈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普及教育之需要。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一方面，教育行政人员试图扩大学校和班级规模，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增加入学和在校学生数；另一方面，教育研究人员也试图通过对班级规模的研究，为教育决策部门提供可靠的理论和实际依据。在此期间，许多大规模的教育实证研究在美国蓬勃展开，对班级规模的研究产生较大的影响。尼尔森和科尔曼的研究便是这一时期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例子[10]。1959年，尼尔森对高等学校的大班教学形式进行了研究。在其研究中，四名教师各教一门大班和小班的《初等经济学》，为时一个学期，每周3小时。他并且对各个班的学生按专业、年级和性别进行配对。所比较的各大小班学生人数分别为：138对20，141对16，94对20，90对20，109对17，85对19。学期结束时，对所有班的学生进行统一考试。结果，大班学生的平均成绩高于小班，因此，大班的教学效果比小班好。这一结论也许正是教育行政部门所乐于知道的，然而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尼科林并未解释四名教师是否在专业水平、教学能力和方式、方法上相似或相异，也没有充分考虑学生的学习态度、能力和背景等因素。所有这些都可能影响学生的学习成绩和教师的教学效果。1966年，科尔曼对美国成千上万的一、三、六、九，以及十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大规模问卷调查。以丰富的资料为基础，他对学生的学习成绩与学校的基本情况，包括师资年限、教学水平以及师生比例等，进行了相关分析。结果表明，学生成绩与师生比例成负相关，即师生比例越高，学生成绩越差；师生比较越低，学生成绩越好。遗憾的是，如此非实验性相关研究因缺乏严格的实验设计与控制，仍然无法解释班级规模与学生成绩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