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6382/j.cnki.1000-5560.2021.12.003 2020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引发了全人类的关注。疫情的持续严重化和扩大化使医疗、生物、制药、科技、管理、物流、危机治理等方面的拔尖人才成为亟需。疫情应对里的“众生相”也向全球教育界抛出了问题：在灾难面前，我们该培养什么样的拔尖人才？智能的单一维度考量是否依然是培养的重心？是什么因素促成一些拔尖人才将群体关切置于自身利益之上，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改善他人生活的社会福祉事业中？现有的拔尖人才项目能否影响未来各行各业领导者的伦理观和价值观，使他们将社会资本的增益置于更高的价值尺度上？对以上一系列问题的关注和追问，直指拔尖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面向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拔尖人才应该具备哪些核心素养？这些素养是否能够以及如何驱动拔尖人才将个体的卓越能力转化为提升社会资本的行动？学校教育如何影响和发展拔尖人才的这些素养？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探讨我国拔尖人才培养的价值论，厘清拔尖人才培养的未来走向，具有指导作用。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对于拔尖人才来讲尤为重要。相较于普通学生，拔尖人才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和机会，有能力取得更大的成就，同时也面临着更多的选择、挑战与困惑，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引导或是内在精神力量的支撑。而如果他们将特殊的才能用于实现一己私利或作恶的目的上，忽略他人福祉，所造成的后果也将更加严重。然而，我国目前对于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关注在政策导向层面、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都还严重不足。在政策层面而言，我国近年来虽然出台了多项拔尖人才专项政策，旨在构筑促进拔尖人才脱颖而出的专门通道，集中培养一大批基础学科拔尖人才，但在“强基计划”出台之前，这些政策多聚焦于学术英才的选拔和培养，缺乏对社会责任感的系统性关注。而在理论层面，我国拔尖人才相关理论还未与国际理论前沿接轨，对“拔尖人才”的内涵和外延所指涉的内容尚未达成共识，对社会责任感的学理认识尤显薄弱。在拔尖人才的选拔和培养上，仍然聚焦于传统的智力表征，选拔标准围绕高考成绩、竞赛等级等核心指标展开，对个体非认知因素的关注明显不足。在培养实践上，重视拔尖学生的专业知识技能训练，而对人格养成教育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缺乏应有关注。在评价上，短期绩效导向驱动下的拔尖项目过多关注学生的学业成绩和科研成果等显性指标，对拔尖个体社会责任感和贡献力等内隐性要素的考核往往流于形式(阎琨、吴菡，2020)。 有鉴于此，本文首先厘清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培养在我国的必要性，进而通过对理论和模型的梳理，分析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深刻内涵和重要组成元素。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责任感与拔尖人才其他特质之间的供给关系，最后对我国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培养过程提出具体建议，为拔尖人才培养实践提供指导和参考。 一、培养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的必要性 (一)出众的认知能力不足以定义拔尖人才 何谓“拔尖人才”？Foreman & Villanueva(2015)曾假设一种情境，在瘟疫肆虐英国时，如果牛顿不是回到乡村庄园开展科学研究，而是把卓越的天赋用在剥削剑桥市民上，在疫情中获利，那还能称他为天才吗？这一设想的核心关涉出众的认知能力是否足以定义拔尖人才的问题。 Ziegler(2005)指出，将天赋定位于个体内在的智商，是一种严重的简化。Gardner(1987)认为人类智能应分为多个范畴，其中的一些与传统的智力高度相关，但另一些却并非如此(Visser，Ashton & Vernon，2006)，而不同领域的智能都对个体的成就至关重要。拔尖人才不应该是智商维度组成的单一概念，而是有着复杂的内涵，出众的认知能力不足以定义拔尖人才。一方面，拔尖人才选拔普遍依据的智商测试和学术测试难以有效识别真正的拔尖人才。原因如下：其一，常见的测试工具无法测量出个体完整的智力水平，而仅能反应智力水平指标中的一小部分；其二，智商测试对专业领域表现的预测性不高，基于智商来判定拔尖人才会遗漏大量具备特定领域才华的个体。另一方面，拔尖人才的天赋和才能是一个复杂的发展过程，拥有超于常人的智商并不意味着必然成长为拔尖人才，方仲永那种天资卓越却最终泯然众人的悲剧在现实中屡见不鲜。尽管Galton(1869，p.1)等人以心理测量学为基础的“天赋派”认为天赋是个体天生固有的、不可改变的存在状态(being)，但另一派学者却认为天赋是一个成长变化的过程，它受到家庭和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doing/becoming)。拔尖人才不是智商这个单一维度组成的固定点，而是复杂的变化过程；拔尖人才是个体及其与所处环境动态交互的过程，与个体所处的场域、时代都有关系，不能按照智商标准进行简单划分(Ziegler，2005)。 美国心理协会主席斯滕伯格(Robert J.Sternberg)认为智能(intelligence)不足以界定拔尖人才，社会责任感应是拔尖人才的重要内涵。他曾明确指出，虽然人们的流体能力和晶体能力随着时间的流逝在大幅提高，但从当前全球日益严重的冲突来看，没有证据表明智商的持续提升能够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他认为仅有“智能”是不够的，包括勇气、坚韧、热忱、胸怀在内的个人道德和社会责任都对拔尖人才的养成至关重要。而那些缺少这些社会责任感的个体，尽管天资卓拔，也难堪国家和社会的大任，因而不能成为理想的拔尖人才。突出的智力和才能只是拔尖人才的必要条件，但其最终是否成为社会和国家所需要的拔尖人才，还取决于其对他人和社会所履行的责任(Sternberg，2003)。
